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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精神之塔——迟子建散文集《假如鱼也生有翅膀》
很多年来，迟子建作为一名小说家颇受文坛重视和关注。但当我读完湖南文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责任编辑薛健先生寄来的《假如鱼也生有翅膀》的校样书稿后，我认为迟子建也是一个十分优秀的散文家。
《假如鱼也生有翅膀》全书分六辑，共73篇散文。自序是一首《致爱人》的诗。“你离去了/从此环绕我的河流/就是两条了……”这凄伤优美的歌，仿佛以里尔克式痛苦召唤人性复归神性的语言，青铜般地唱起了序曲。我把她写在第一辑《春天最深切的怀念》里的篇章，视为通过语言而进行的一种很内在的心灵历险和疼痛。的确如此，迟子建在爱人出车祸去世后，经历了“最残酷、黑暗、绝情”的日子。那日子尽管悲痛，但迟子建是坚强的。为此，她有了对生命无常的更深切的感悟和对亲人刻骨铭心的怀念。当然除写爱人的篇章之外，迟子建在此书所涉及的题材颇广。其中有对童年生活的追忆，对出访国外的随想，对小动物的遐思，以及阅读札记和写给同行的印象记。通读全书，你会呼吸到一种大自然与作者和谐之美的气息。比如：《中国北极的天象》、《女人与花朵》、《鲁镇的黑夜与白天》等，既以女性独特的视角，阐述了自然万物的生长与变化，又道出了人在大自然中沧海一粟的哲理。
迟子建是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在写小说之余所写的散文，是真情的流露。读者很容易用心灵去感觉、触摸、沟通和接近一个真实的她。她是孤独的，又是安静的。她唯一的嗜好是创建精神之塔。她说：“创作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消蚀的过程。我们要完善自己，因而不怕消蚀。”
迟子建写作就是渴望一种生命的超越，一种整个人生境界的升华，一种寒冷中的燃烧。她的长篇小说《满洲国》是这样，这部《假如鱼也生有翅膀》也是这样。该书第二辑《时间怎样地行走》等22个短文，便是她写得非常有意思的文章。所谓：“辞达而已矣”也。
《会唱歌的火炉》是一篇描述作者少年时代，在大兴安岭度过的时光。它让读者跟随着他们姐弟三人，推着空车上山拉柴火。“那里生长着的鲜树，比如落叶松、白桦、樟子松是绝对不能砍伐的，可伐的树，只有枝桠纵横的柞树和青色的水冬瓜树。冬天的时候，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气温，是司空见惯的。”这篇散文以大兴安岭寒冷的冬天为背景，写出了在艰难生活中亲情的温暖。
文中说：“在山里呆得时间久了，我和弟弟都觉得手脚发凉。父亲就会划拉一堆枝桠，为我们笼一堆火。洁白的雪地上，跳跃着一簇橘黄的火焰，那画面格外地美。我和弟弟就凑上去烤火。因为有了这团火，我和弟弟开始用棉花包裹着几个土豆藏到怀里，带到山里来，待父亲点起火后，我们就悄悄把土豆放到火中，当火熄灭后，土豆也熟了，我们就站在寒风中吃热腾腾、香喷喷的土豆。”也许正是因为小时候有这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光，迟子建的笔底便有了东北风景的苍茫与壮美。
《木匠与画匠》是作者爱人去世后，装修新居时的随感。迟子建的散文大多与童年生活有关，这篇也不例外。她说：“童年的时候，我觉得木匠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我们那时用的家具，哪一个不是木匠亲手打出来的呢！想着木匠能让椅子长腿，能让桌子镶上抽屉，就觉得他们是有道理牛气的。”
迟子建装修的新居我去过，很有艺术品位。那些从她家乡运来的樟子松软木，做着地板和家具。本色的喷漆，看上去干净清爽。迟子建是懂得生活艺术的女人。她不仅文章写得好，画儿也画得好。在她家墙上的那几幅水粉画和油画，便是她的绘画作品。
倘若你纵观迟子建的这本散文集，你可以感受到人与自然风光的融融暖意，可以体会到一个艺术家、文学家或思想家的成就最终都是孤独所取得的成就。孤独的坚守，才能创造精神之塔。拿《庄子》的话形容，则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迟子建正是这样一个孤独的坚守者。因此在热闹的群体中，她特别醒目地拥有了她自己。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那片林海
　　轻松地语言，细腻地描画，迟子建就是用这样的笔调为我们勾画了一部鄂温克百年生活变迁画卷，那是一个真正与森林和驯鹿融为一体的民族。
　　她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向我们娓娓道来：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被迫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住希愣柱，看星星，他们追随驯鹿喜欢的苔藓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与大自然的灾难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这片林海来过俄国人，来过日本人，对于这个渴望和平希望宁静的民族，灾祸如瘟疫时时袭来。 小说前两卷“清晨”、“正午”用风声、鹿鸣、篝火、舞蹈描画出草原游猎民族的生活实景与处事哲学，第三卷“黄昏”则通过对种种变迁的描述为这个民族即将上映的没落画上了悲怆的基调。
　　这是一个拥抱前世、今生和来世的民族，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部落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可是当物质发展没落了他们信奉的传统，萨满的神器成了尘封的记忆，伐木工人的工作打破了森林的宁静，驯鹿失去了食物被圈养起来，能歌善舞的鄂温克人压抑了自由奔放的灵魂，他们还是鄂温克人吗？
　　到底是谁破坏了鄂温克宁静的生活？不是野兽、不是土匪、也不是日本侵略者……是现代化的盲目的进程，当伐木工人肆无忌惮地破坏者他们生存的家园，他们不得不搬迁，可是没有一个鄂温克人愿意走出那片林海，他们是这个世间最纯净的民族。当听到他们回答汉族乡长上山动员搬迁的话时，心里划过石头一样的冰冷，是对这个民族的前景深深地担忧。
　　《额尔古纳河右岸》通篇弥漫着一种神秘的宗教色彩，做为“萨满”每每用自己的神力救活一个人的同时，自己的亲人便会在另一场灾难中死去。当我们看见小说中，“萨满”将个人的生死观超越了世俗的界限，也就不难理解鄂温克民族千百年来与森林共进退、与驯鹿共存亡的生存态度和生命价值了。
　　没有那个民族愿意眼睁睁的看见民族渐渐地老去甚至消亡，可是在自然地面前他们总是那么无能为力，但是那些人为的阻碍我们可不可以去除一些呢？那么右岸的那片林海中将会再次充满欢快的气息，这是这个民族的仅有的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