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90年代，革命的法国在维也纳设立了公使馆，贝多芬结识了大使波拿道特将军和法国小提琴家克鲁采。他热切地向他们了解法国的情况和法国的音乐。法国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及他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伟大气魄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在波拿道特的建议下，他谱写了《第三交响曲》，表现了对革命的向往。又写了钢琴奏鸣曲“黎明”、“热情”、歌剧《费德里奥》及三首弦乐四重奏(作品59)等。
1804年后，拿破仑战争逐渐由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转为侵略性的战争。法国军队1805—1809年先后三次占领维也纳，人民遭受了种种苦难，他们要负担战争赔款和罚款。还要供应法国警备军的给养等。当时的目击者说；法国人“什么都拿——市场上什么都没有了”。这一切都激起了贝多芬的愤怒。1806年，当他得知法军又大败普鲁士军队后，指着法国驻军说：“如果我能够像一个将军那样懂得战术，如同我是一个作曲家懂得对位法一样，那我就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此时，贝多芬孜孜不倦地写作，完成了第四、第五、第六交响曲，第四、第五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等。无论是暂时的和平，或在隆隆的军鼓和大炮声下，还是处在经济的拮据之中，他都没有停止写作。他把炽热的爱国热情，对人民苦难的深刻感受和坚信民主自由必胜的思想通通化作音符，谱成——系列不朽的音乐作品。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呈现了一个复杂的局面：人民欢庆解放战争的胜利，封建阶级也为资本主义发展受挫而高兴。贝多芬早在1811年就写好了第七、第八交响曲，等待迎接民族的解放。1813年，他又写出歌颂为争取自由而牺牲的女战士的戏剧音乐《莉奥诺拉·普罗哈什卡》庆祝胜利。
1815年维也纳会议结束，各国封建君主重新瓜分了欧洲。人民以惨痛的牺牲换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却又遭受新的苦难。各国君主组成“神圣同盟”统治和镇压人民，封建主义在欧洲全面复辟。维也纳恢复了秘密警察制度，任何人都有可能受到监视；出版、印刷、通讯均受检查，连自然科学的书籍也遭查禁。社会上笼罩着沉闷、窒息的气氛。与此同时，统治阶级为掩饰他们的暴虐，竭力提倡享乐主义、粉饰太平的艺术。
坚持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贝多芬面对这黑暗和倒退了的现实，心情十分沉重。他说：“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使我们完全缄默。”他怀念拿破仑，说：“以前我不喜欢他，现在我的想法很不同了。”他以极大兴趣阅读英国国会的记录，并想往英国，因为他认为君主立宪制要比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好。他毫无顾忌地谈论政治，以至朋友们须经常劝他当心。有一次，他咒骂皇帝说：“像这个家伙，应该首先吊在第一棵最大的树上。”并说：“50年内，世界到处将有共和国。”看着充斥维也纳的享乐主义的艺术，他不肯随波逐流去迎合庸俗的趣味，他说：“人要有自己的准则，一如国家之有宪法。”贝多芬的晚年十分凄凉。他一生无妻室儿女。
那些开明绅士朋友们在动乱中有的死了，有的走散了，青年时代家乡的朋友又远在天边。他故去的弟弟留下一个9岁的男孩卡尔由他抚养。为了争得教育和抚养卡尔的权力，贝多芬卷入了同孩子轻浮的母亲无休止的官司和争吵，后来又为教育这个懒惰的、好赌博甚至企图自杀的青年，耗尽了精力，伤透了心。
国家恶劣的形势、社会的黑暗、经济的萧条、艺术的堕落、家庭的不快以及健康的恶化和生活的贫困，使贝多芬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他的创作力被压抑了，但他仍在思索和探求自己的理想。他潜心研究民歌，说：“追求民歌比起那些卓越的英雄们追捕人要好一些。”同时，他继续研究巴赫和亨德尔的作品。
从1818年起，他又开始写作，相继完成最后几部钢琴奏鸣曲(作品106，109，110，111)。四重奏(作品127，130，131，132，135)，《第九交响曲》和《庄严弥撒》。他的札记上写道：“卓越的人的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
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病逝于维也纳。这座当时一共只有32万人口的城市，自发聚拢来参加他的葬礼的，竟有两三万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