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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鲁迅有感
余生也晚，赶上了鲁迅先生未能梦见的新时代。近日重读《青年必读书》一文，不免生出新的感受。

鲁迅分书为两大类——“中国书”与“外国书”，他“略说自己的经验”，也确能道出旁人的体会：读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现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但在我们的新时代，两类的分法远远不够了；书市里的大宗，既非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亦不是标准的“外国书”，如果只用一个词儿来概括，我想，没有比“中国人写的外国书”更恰当了。

人活着主要应该做事，但也需要休息，因此我现在的感受是读中国书与读外国书并不互相排拒。读外国书，使人想做事，做事久了会疲倦，想休息，于是换读中国书；中国书使人沉静，沉静就休息得好，休息够了，静极思动，再去读外国书，去做事。这样良性循环不是比偏嗜偏食好得多么？问题是无论“中国书”、“外国书”，现在都少有人读。假如请社会学家细心地做一项社会统计，我敢断言，结论必定是：“中国人写的外国书”在被读书中占绝对的多数。

中国书，外国书，其实俱在，却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厚实的墙壁障蔽着，使人眼看不见，手够不到。日前一位朋友喜滋滋地告诉我：“《燕知草》我终于买到了。”他在旧书店的书架前逡巡，虽然认为架上的书全只配化成纸浆，却不死心，仍旧上下左右习惯性地扫描。突然眼角一亮，瞥见旁边一位青年手中翻着的竟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燕知草》，惊喜不已，他一边期待，一边担心，注意着青年的动静。青年翻了一会，把书扔下了。朋友毕竟是位谦谦君子，死守“不掠美”的善道，他捡起书，趁青年还未掉头他顾，殷殷问道：“你不要吗？这可是本好书啊！”青年回说：“这种书现在没人要看了！”朋友如愿以偿，又不禁感叹：“我喜悦之余，竟觉得一丝悲哀。”这喜悦，是个人的、主观的，而这悲哀，却是广被的、客观的，难道新时代与“这种书”当真无缘了么？

外国书使人想做事，同时也教人怎样做事。“中国人写的外国书”，在使人想做事的强烈程度上还超过了外国书，但是，却不告诉人应该怎样做事。例如关于“科学”，我读外国书，就知道了科学究竟是－什么，知道了应该怎样想，怎样做，才算是“科学的”，也知道了“不科学”不一定是贬义，等等。而在“中国人写的外国书”里，尽管“科学”受到的赞美崇扬远过于标准的外国书，但“科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却根本含糊不清。于是旧的如周易算命，新的如气功疗病，更新的如炒股发财，统统都挂在了“科学”的名下，甚至情场失意，或官运偃蹇，亦归咎于方法“不科学”，好像只要“科学”一下子，就能运交红桃，步履青云。

想做事而不知道怎样做事，是一种“憋得慌”的状态，势必至于不由自主，乱说乱动。能量大的，就像金庸《射雕英雄传》里的西毒欧阳锋，武功练到入魔，气机混乱，招式怪异，先施杀着，先刮自己几个耳光，他虽一举打败北丐、东邪、南帝，夺得“天下武功第一”的名号，却实在很难被人视为真正的英雄。至于现代的欧阳锋们，可以说在王朔的笔下，最称惟妙惟肖。随便抄一段，是写一位女的：“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忙的。这些年总是以一种冲刺速度在交际在创业在破产在上蹿下跳。月余不见，便不知她是什么身份。我手里她的五花八门的名片足可开一个小型的私人收藏展。……我国沿海的每一个特区新建时她都去创过业，亲手创办了数不清的公司、交流中心、工贸大厦和文化城。她在北京有一家颇具特色的云南菜馆，在那儿你可以遇见形形色色的社会名流：气功大师、沙漠旅行家、颓废画家、摇滚歌手，以及政府官员，影视红星，大小记者，还有我这样的写字师傅。”

因“憋得慌”而做事一旦形成风气，“做事”的意义就要变。照韦伯的说法，从新教伦理转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以理性化的态度和方式“做事”的，虽然目的也是积累财富，却与许多非新教地区自古而然、于今为烈、贪得无厌、劫夺聚敛的发财狂，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等到资本主义普及到其他广大地区，宗教的脐带自然不必去追索了，只要能发得财，也就算做成了事。

鲁迅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鲁迅是将“做事”看得比“作文”更重要的。但在文化已经成为制造业的今天，“作文”就是“做事”。“不读中国书不能作文”的老话业已过时。即使是中国人，不读中国书也照样能“作文”。今天的书市，“中国人写的外国书”蔚为大观，反令地道的中国书和外国书成为附庸，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