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是朱由检吧!崇祯皇帝勤政、有为、自信,但是又多疑、刚愎、燥苛,是一个性格复杂多样的人,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一直是颇多同情。
我帮你查了一下,给你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吧!
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堂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事物都是正常的。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死的时候,也是这样自解的。此后,历史学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皇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然而,人才何代无之?要在知人善任罢了。然而崇祯朝“有君而无臣”。思宗既想有心为治,却不识用人之道,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而且,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因此,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催化剂。
其中,他的自信和有为可以表现在他对魏忠贤的处理上。
神明白运”是明末松江名士夏允彝对思宗在处理这件事上的评价。稍后的史学家如谈迁等人,也对思宗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稳重、魄力,赞叹不已。但是,他的政治才能却如昙花般一现而过。在接替兄长皇位,他能很快地进入角色,顺利地排除一切影响,不动声色地除去权倾朝野的魏忠贤,是思宗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
但是,他的多疑和刚愎,也在对待袁崇焕的事件中显露无余。
思宗以一己之力除去了魏忠贤显然让他对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这样,他的自信就慢慢变成了自负,进而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他一方面成为明朝最勤政的帝王之一;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好的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事事乃亡国之象。其中错杀袁崇焕更是愚蠢之极。
袁崇焕祖籍广东东莞。由于是南方人,思宗私下称他为“蛮子”。袁崇焕的才能体现在军事方面,即使是在他被杀之前的一段时间,思宗仍认为“守辽非蛮子不可”。袁崇焕“不爱钱,不怕死”,决定了他必然深受士兵们的拥戴,他的军队也由此成为明末最有作战力的军队。崇祯即位,任命袁崇焕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等于是将辽东的防务全部委托给了袁崇焕,信任可见一斑。但仅仅过3年,袁崇焕便在北京的西市被凌迟处死,然后传首边关示众。史学界对袁崇焕之死有多种解释,如“五年平辽”的夸夸其谈、擅杀毛文龙、党争的后遗症、皇太极的反间计等,这些都是袁崇焕致死的重要原因。但是最终要了袁崇焕命的还是思宗的决定。仅仅3年前,对比3年前的平台召见、君臣面晤、赐尚方宝剑,真是天壤之别。其间的变化,真可以说明崇祯对袁崇焕由信任到怀疑态度转变。
其实,皇太极的反间计很简单,无非就是效仿了《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故事,让俘虏来的宦官杨某偷听到“袁经略有密约”的对谈,再纵杨某逃脱。明眼人稍加思考,即能明了。但此事正发生在后金军队逼近京城的敏感时刻,杨某回宫对思宗一汇报,袁崇焕就麻烦了。崇祯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崇祯帝命令将袁崇还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明史·袁崇还传》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便无人可以收拾。因此,当崇祯三年农民起义声势明显壮大后,明王朝从此便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但是,思宗好像从来都不会从失误中吸取教训。在此之后,他又密令孙传庭在崇祯十五年(1642)杀死了李自成的同乡贺人龙——一名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颇为悍勇的将领。据说,贺人龙被杀后,农民起义军酌酒相庆说:“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可见,思宗的多疑、擅杀,真是在自毁长城!!
而他的燥苛则明显的表现在他驭下极严上。
孟子说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国与役处。就是说,一个亡国的君主总是将他的臣民视为奴役。思宗正是这么一个人。思宗对于大臣的严峻、刻薄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作为一个自律甚严、急于求成的帝王,他总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积累下来的陋习。陕宗嗣在给思宗的奏疏中批评思宗“日习于尊倨而不自知”、“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一个过分苛求的帝王之下,是很难出现敢于担当的大臣的。后代史学家常感叹崇祯朝是“有君无臣”。其实,崇祯朝被杀的大臣是最多的。在一个频繁更迭和滥杀大臣的朝代里,又有谁敢有什么动作呢?
皇帝督责越严,臣下越不敢有所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晚明学者刘宗周就在批评思宗的奏折里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心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崇祯朝的政局,正是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的,而思宗最终也落得众叛亲离。
崇祯简介
明思宗朱由检(1611-1644),生于立春日,父朱常洛,母刘氏。崇祯为朱常洛第五子。朱常洛与其兄长朱由校在位时间均短,16岁的崇祯继承帝位。此时明帝国因为小冰河期天气异常寒冷,灾荒频繁和外敌频繁入侵在风雨中飘摇。
十六岁登基的崇祯竭尽全力,勤俭勤勉,兢兢业业,十七年来用尽心力去挽救天下和百姓,最终以身殉社稷。用自己的生命为大明社稷殉葬。
崇祯年表:
1611年:崇祯出生,他的生日在阴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此也有人误为1610年。实际上按照阳历,已经是1611年。
1614年:崇祯的母亲去世。
1620年:父亲病逝
1622年:被封为信王
1627年:兄长天启帝病逝,即位为帝。
1628年: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全国性大灾荒,陕西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1629年:三月,定立魏党“逆案”,入案者255人,分别惩处。
五月,以徐光启主持用“西法”修定历书,至崇祯8年修成《崇祯历书》137卷。
1630年:春,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对农民军剿抚并用,部分农民军流动至山西。
十二月,加派“辽饷”153万余两,合原加派“辽饷”共计680万余两。
1631年:正月,赈济陕西灾民,定议对农民军实行以抚为主的政策。
1633年:农民军大批度过黄河,进入河南地区。
1634年:正月,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主持围剿河南、陕西等处农民军。
1635年:正月,农民军克凤阳,掘皇陵。明廷调集各省精兵7万余在中原进行会剿。
八月,以卢象升为总理,与洪承畴分责东南、西北的剿除农民军战事。
十月,下诏罪己。
1636年:秋,张献忠、罗汝才部进入四川,攻克大批州、县。
1641年:正月,李自成部复振,攻克洛阳,杀福王。
1642年:新年,揖拜阁臣,再图振兴。
二月,李自成部在襄城大败明军,杀陕西总督汪乔年。
三月、四月,松山等城相继破,洪承畴被俘,降清。
五月,李自成部三围开封。
七月,皇贵妃田氏病故。
1644年:自尽殉国。
崇祯的境遇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且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最后做了违命候,连个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过不了。北宋二帝,徽宗与李煜差不离。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李煜因词而幸免)。
但崇祯不一样。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却说的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事实上,明朝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真是没一个说的过去的,有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真是一蹋胡涂到了极致,整个二十五史,没有这么胡闹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宗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
所以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了。这样的国家接了手,已无机会可言。
崇祯的品行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他就体现了他高出明朝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但是他随后又继续宠信宦官王承恩,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样的错)。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已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
如在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皇帝是如此说的。
“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季北略》卷十三)
但就这样一个果断、勤政、爱民的皇帝,为什么会亡在煤山的清风明月下?。
崇祯的果断是有据可查的,诛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辉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断就用错了地方。
怀疑+果断,是皇帝给所有忠臣良将最大的毒药。袁崇焕,一个打死了努尔哈赤的功臣,一个让所的满州人心惊胆寒的军人,一个赤胆忠心,一心想学岳飞的人,最终与岳飞有了同样的下场,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袭来的反间计上,自毁长城,是崇祯的果断。“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崇祯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大的一人。在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的不信任大臣,在他的任上,究竟杀了多少封疆大吏,罢了多少内阁首相,没数过,但若算算年平均数的话,尤其是他在位的最后几年,可能没有人能比的上他。
如果一个皇帝在政事上是这般的果敢,那么,亡国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至于他的爱民,他的《罪已诏》,他动辄就下的“减膳、撤乐”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誉”,掩人耳目。崇祯年间,边患纷扰,流贼频仍,战事纷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无以为生,已到了易子为食的地步,国库无钱。显而易见。
在崇祯九年,其实就有人提出了解决财政空虚的方案,《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
其实这个李生也是迂腐,大明朝存在了两百多年,哪有穷皇帝的道理,何况前朝还有好几个小气的把银子放的发了霉的皇帝和好几个特别会搜刮的皇帝。肯不肯拿出来才是关键,要皇帝向臣下要钱,那多没面子,而且他这样说,是不是暗指皇帝也留着私房钱不肯拿出来?他这个折子仅仅就这样处理了,是他的命大。
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打开内库一看,其“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这么多钱,若真是放用来放库赈灾助饷,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只是可能)。就算不够用,也比下《罪已诏》、“减膳、撤乐”要实惠的多,老百姓也会买他一点账。
崇祯的亡国,《明史.流贼传》中说的还是很全面: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导致明朝的灭亡,党争、法坏、边患、流贼等等,无一不可写几本专著,这里只是一时之慨。
明思宗朱由检(1611-1644),生于立春日,父朱常洛,母刘氏。崇祯为朱常洛第五子。朱常洛与其兄长朱由校在位时间均短,16岁的崇祯继承帝位。此时明帝国因为小冰河期天气异常寒冷,灾荒频繁和外敌频繁入侵在风雨中飘摇。
十六岁登基的崇祯竭尽全力,勤俭勤勉,兢兢业业,十七年来用尽心力去挽救天下和百姓,最终以身殉社稷。用自己的生命为大明社稷殉葬。
崇祯年表:
1611年:崇祯出生,他的生日在阴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此也有人误为1610年。实际上按照阳历,已经是1611年。
1614年:崇祯的母亲去世。
1620年:父亲病逝
1622年:被封为信王
1627年:兄长天启帝病逝,即位为帝。
1628年: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全国性大灾荒,陕西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1629年:三月,定立魏党“逆案”,入案者255人,分别惩处。
五月,以徐光启主持用“西法”修定历书,至崇祯8年修成《崇祯历书》137卷。
1630年:春,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对农民军剿抚并用,部分农民军流动至山西。
十二月,加派“辽饷”153万余两,合原加派“辽饷”共计680万余两。
1631年:正月,赈济陕西灾民,定议对农民军实行以抚为主的政策。
1633年:农民军大批度过黄河,进入河南地区。
1634年:正月,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主持围剿河南、陕西等处农民军。
1635年:正月,农民军克凤阳,掘皇陵。明廷调集各省精兵7万余在中原进行会剿。
八月,以卢象升为总理,与洪承畴分责东南、西北的剿除农民军战事。
十月,下诏罪己。
1636年:秋,张献忠、罗汝才部进入四川,攻克大批州、县。
1641年:正月,李自成部复振,攻克洛阳,杀福王。
1642年:新年,揖拜阁臣,再图振兴。
二月,李自成部在襄城大败明军,杀陕西总督汪乔年。
三月、四月,松山等城相继破,洪承畴被俘,降清。
五月,李自成部三围开封。
七月,皇贵妃田氏病故。
1644年:自尽殉国。
崇祯的境遇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且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最后做了违命候,连个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过不了。北宋二帝,徽宗与李煜差不离。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李煜因词而幸免)。
但崇祯不一样。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却说的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事实上,明朝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真是没一个说的过去的,有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真是一蹋胡涂到了极致,整个二十五史,没有这么胡闹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宗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
所以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了。这样的国家接了手,已无机会可言。
崇祯的品行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他就体现了他高出明朝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但是他随后又继续宠信宦官王承恩,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样的错)。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已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
如在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皇帝是如此说的。
“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季北略》卷十三)
但就这样一个果断、勤政、爱民的皇帝,为什么会亡在煤山的清风明月下?。
崇祯的果断是有据可查的,诛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辉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断就用错了地方。
怀疑+果断,是皇帝给所有忠臣良将最大的毒药。袁崇焕,一个打死了努尔哈赤的功臣,一个让所的满州人心惊胆寒的军人,一个赤胆忠心,一心想学岳飞的人,最终与岳飞有了同样的下场,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袭来的反间计上,自毁长城,是崇祯的果断。“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崇祯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大的一人。在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的不信任大臣,在他的任上,究竟杀了多少封疆大吏,罢了多少内阁首相,没数过,但若算算年平均数的话,尤其是他在位的最后几年,可能没有人能比的上他。
如果一个皇帝在政事上是这般的果敢,那么,亡国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至于他的爱民,他的《罪已诏》,他动辄就下的“减膳、撤乐”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誉”,掩人耳目。崇祯年间,边患纷扰,流贼频仍,战事纷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无以为生,已到了易子为食的地步,国库无钱。显而易见。
在崇祯九年,其实就有人提出了解决财政空虚的方案,《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
其实这个李生也是迂腐,大明朝存在了两百多年,哪有穷皇帝的道理,何况前朝还有好几个小气的把银子放的发了霉的皇帝和好几个特别会搜刮的皇帝。肯不肯拿出来才是关键,要皇帝向臣下要钱,那多没面子,而且他这样说,是不是暗指皇帝也留着私房钱不肯拿出来?他这个折子仅仅就这样处理了,是他的命大。
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打开内库一看,其“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这么多钱,若真是放用来放库赈灾助饷,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只是可能)。就算不够用,也比下《罪已诏》、“减膳、撤乐”要实惠的多,老百姓也会买他一点账。
崇祯的亡国,《明史.流贼传》中说的还是很全面: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导致明朝的灭亡,党争、法坏、边患、流贼等等,无一不可写几本专著,这里只是一时之慨。
纪念诗词
---屈大钧
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
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
风雨迷神路,山河尽国殇;
御袍留血诏,哀痛何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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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雄心无雄才的人。
他想中兴大明,却因为多疑(做皇帝都有这毛病,怕别人抢),果决(果决到残忍的地步了),所以杀了很多奸臣的同时,杀了很多忠臣,使他成为一个很可怕的人。
朝臣太监对他失去信心,纷纷自保,谁也不敢冒险保护大明。在关键时刻终于打开城门投降,欢迎李自成入京。
崇祯皇帝即明思宗,他从明熹宗手上接过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一方面勤俭自律、清心寡欲、励精图治,试图重现明皇朝当年辉煌景象;另一方面,他疑心重重,频繁更换和滥杀大臣,以致众叛亲离。最终这位比前朝几代皇帝都要贤明的君主,“非亡国之君,当亡国之运”,自缢在煤山的清风明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