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或思维惯性,是一种相对定型化的思维活动样式,结构和过程。中西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差异，由于中西方民族各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生产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不同深深影响了本民族的思维和科学文化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我们从整体上很难分辨其孰优孰劣，只能从它们各自的利弊来分析。
1、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利弊
（1）以“人本”为逻辑出发点，具有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一切价值的出发点与源泉，以人为尺度与标准去疏解、衡量一切价值的精神。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方式奠定了家族本位、人伦本位的文化基调，因而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表现为以“人本”为逻辑出发点，即以人为万物之本，从自身的特点出发去考察万物，于是在认知方式上必然把一切“人化”，由人的价值体悟物的价值，以人的规律来取代物的规律，因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它表现在价值判断上，就是以善代真，以情代理。这种思维特征的优势是注重对人类自身的求索,推动社会伦理道德,社会治理,人文学科等方面的发展，能促进人际关系的沟通与融合，易于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弊端是忽视对外界的探索,思维易于走向封闭化,即将主体自身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对象乃至目的，在某种程序上抹杀了对象的客观性，具有泛情感化的倾向，因而不具备很强的发展后力，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对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科技落伍的重要文化原因之一。
(2) 注重整体统一。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以求得天、地、人、物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而不太注重事物的内部结构。这种思维方式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为有机整体，使人能下化万物，上参天地，并通过自己的行为制天命而用之，这就能使人们从整体上，全局上把握客体。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医学、军事、农业、艺术四大实用文化之所以能领先于世界，无不受益于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性。但这种笼统的整体直观是主客体不分的，客体的形象与属性、特征与主体的主观体验和神秘的情感融为一体，这就限制了主体对客体的客观描述，且这种整体缺乏对部分的精确分析，缺乏科学实验的基础，因而具有明确的模糊性和笼统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3）偏重直觉体验。由整体性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传统思维把体验视为高于理性思辨的一种认识本体的主要方式，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直觉思维，这种思维的特点在于，它不须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不须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也不须经验的积累，而是完全凭籍主体的自觉认可、内心体验，在瞬间把握事物的本质。老子的“涤除玄览”，庄子的“以明、见独”，孟子的“尽心、知性”乃至佛教的“顿悟”和后来程朱的“格物致知”，陆王的“求理于吾心”等等，都具有直觉思维的特点，直觉思维的本质和规律是知、情、意的高度统一，是悟性、意志和情感的内在联系。直觉思维较之逻辑思维的一个优势是，它能够有效地突破认识的程式化，为思维的发挥提供灵活的想象空间，对于伦理学、美学和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弊端是：这种重灵感、轻逻辑，重体验、轻思辨，重直觉、轻论证的思维方式，容易导致思维的模糊和不严密,不利于思维向形式化,定量化发展,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容易导致经验主义,教条主义。
（4）崇尚中庸调和，具有辩证性。中国传统思维强调矛盾双方的联系和统一。如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长、长短相形、高下相盈”，“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程颢的“物极必反”，朱熹的“一中生两”等论述都表明，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体现了辩证法思想。。但是，这种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存在一个重大缺陷。这就是以追求和解、协调、统一为目的，讲求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学，崇尚矛盾的调和统一，不注重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差异、排斥、斗争，这种尚同不尚异、尚统不尚变的中庸思维优势是有利于人们和睦相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类的和平发展，使得古代中国人在政治、经济、军事、中医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弊端是从片面追求和夸大矛盾的同一性，忽视斗争性,不符合科学辩证法的精神,容易导致思想的封闭保守,阻碍新事物,新思想的产生，它在一定程度上铸成了中华民族中正持平、均衡保守、循规蹈矩的民族性格和缺少进取、创新的民族精神。
植入了中国人民的心中，千万代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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