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的区别？

今古文经学的区别
今文经和古文经从表明上看只是文字和传本的差异。今文经是用汉代隶书书写的，而古文经则是用战国时六国的文字书写的，是出土和民间所献的先秦古书，因而其篇章和文字与今文经是不同的，进而对经文的解说也有差异。
周予同先生在其《经今古文学》艺术中简明阐述了今、古文经学的差别。周先生认为，今文经学的主要特征是：崇奉孔子；尊孔子是“受命”的“素王”；认为孔子是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移孔子为“托古改制”；以六经为孔子作；以《春秋公羊传》为主；为经学派；经的传授多可考；西汉都立于学官；盛行于西汉；斥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之作，今存《仪礼》、《公羊》、《谷梁》、《小戴礼记》和《韩诗外传》；信纬书，以为孔子微言大义间有所存。古文经学的主要特征：崇奉周公；尊孔子为先师；认孔子是史学家；以孔子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以六经为古代史料；以《周礼》为主；为史学派；经的传授不大可考；两汉多行于民间；盛行于东汉；斥今文经传是秦火残缺之余；今存《毛诗》、《周礼》、《左传》；斥纬书为诬妄。[1]
从上述观点出发，今古文经学对五经的排列顺序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所以他们对于六经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他们以《诗》、《书》、《礼》、《乐》是普通教育或初级教育的课程；《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学、孔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的思想所在，非高材不能领悟，所以列在最后，可以说是孔子的专门教育或高级教育的课程。又《诗》、《书》（文字）是符号的教育，《礼》、《乐》是实践（道德）的陶冶；所以《诗》、《书》列在先，《礼》、《乐》又列在其次。总之，一《诗》、《书》，二《礼》、《乐》，三《易》、《春秋》，它们的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浅而定。”[2]古文经学家则是按照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来排列。因为“他们以为《六经》都是前代的史料，——所谓《六经》皆史说——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他不过将前代史料加以整理，以传授给后人而已”。[3]
今古文经学对五经性质的认识也有所区别。今文经学认为五经是寄托了孔子改制的理想，蕴涵着孔子为后世所制定的法典，因此今文经学家们提出了三代改制、阴阳灾异等观念来解释五经，反过来又通过经说来论证三代改制、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学说的正确。古文经学则认为五经是制度之书和道德训诫之书，五经记载了王道理想的制度，并通过史诗的批判和诗歌的讽喻来表达王道理想的道德价值观，特别是注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等级规范。比如，贾逵认为：“《左传》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4]而今文经学则认为《春秋》是孔子改制之书。
今古文经学家的历史观也有所不同。今文经学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循环变化的，按照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而变化，所以新王必须要改制，这体现了天道的变化规律，从上古三代一直到春秋的历史就是历史循环发展的例证，今文经学家对五经的注释的目的就是阐发和证明这种历史观。而古文经学家则不强调历史的循环发展和改制的必要，而是注重王道礼制的建设和道德的历史批判。长于制度之学是古文经学的长处，尽管古代的礼制同样无法在汉代照搬挪用，但是古文经学毕竟在思想上对众多的社会问题、社会制度有一明晰的说法。古文经学家着眼于常，而今文经学家着重在变。
虽然今古文经学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别，但是它们都对中国哲学思想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