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的陈静躺在云南昆明一家医院的急救室里时，在手机上读了一篇文章。
标题带着一点调侃一点控诉，《老娘我做错了什么，要陪孩子写作业》。她觉得“太符合”自己的心境了。
她拔下针管，在文后留言：“我此刻光荣地躺在急救室急救，病因是脑出血，我深刻怀疑就是教孩子写作业弄的，请不要再让我陪他写作业。”
陈静一向自嘲“心特别大”。急诊医生禁止她下床，她敢四处溜达。父母让她找个“铁饭碗”，她偏偏跑出来创业。如今担任艺术培训学校校长的陈静，管理着30多位全职教师，与学生和家长打交道都游刃有余。唯独自家孩子的作业，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她的那条“脑出血”的留言得到数量惊人的点赞和回复，被网友们称为“特殊病历”。另一份引人注意的“病历”出自某位不明身份的网友，“陪儿子写作业到五年级，然后心梗住院了，做了两个支架”。
翻阅那些回复，陈静第一次找到了那么多同道中人。
一个博弈
陈静本来可以过得更轻松些。儿子军军幼儿园升小学时，她选择了一所提倡“快乐成长”的学校，“我不想让孩子的学业压力过大，就想让他在音乐方面好好学学。”
整个一年级，军军没写过什么作业，成绩在男生里还算名列前茅。但在今年暑假，陈静发现，不论是书写规范、识字量还是写话能力，军军和以前幼儿园“同窗”的差距都有点大。
感到巨大竞争压力的陈静决定寻找“好的教育资源”。当地一所名校新开的校区生源不足，她才得以缴纳一年1万元的费用，让儿子“幸运”地转入了这里。“我家离原来的学校走路5分钟，现在开车要15分钟，但是我愿意啊。”她说。
开学后，军军的表现却给了陈静当头棒喝。虽然作业真的不多，但他总是拖拖拉拉，每天写作业都写到很晚。
“一般容易让我崩溃的是他写语文作业，经常写一下就开小差，我又赶紧提醒他快点写。就是不太愿意写，想磨蹭磨蹭就不用写了，但那是不可能的。我用小竹棍敲敲他提醒他快点，好，写两个字又溜号。”
陈静认为，如果不是每天盯着儿子写作业，自己不至于暴怒成疾。“这可能也是爱之深责之切吧！其实是家长对孩子极高的期望与孩子成长速度的矛盾。”
在上海，背负极高期望并成绩出色的孩子，有个名字叫“牛蛙”。通常而言，一只标准“牛蛙”的升学路线是民办小学——民办初中——公立高中——重点大学。上海母亲何玲的儿子现在5岁，最大的爱好是摆积木。但为了遵守这条“路线”，她从今年7月起逼着儿子学写数字和拼音。
何玲说，想让孩子进入好的民办小学，家长只能拼尽全力，从幼儿园开始就“全力以赴”。
但她的儿子一个字能写10分钟，写了擦，擦了写，“哪怕是简单的一个数字3”。她曾设定倒计时，让孩子看着时间来写，结果孩子不是写得一塌糊涂，就是干坐在那里“入定”。
在“忍、咬牙切齿地忍、忍无可忍只能揍”三个状态之间，何玲开启了无限循环。
何玲认为她与丈夫都不是那种“打了鸡血”的家长，他们让儿子做到的都是小学老师要求的下限。即便如此，她最近还是被儿子逻辑思维课的老师“叮嘱”了一番，说孩子的符号写得不行。
在何玲的印象中，她当年是小学一年级时学写汉字的，三年级才知道字帖，用钢笔之后才知道写字有顿笔。但如今上海一些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就开始学顿笔了，因为小学一年级老师就是这么要求的。
早在2013年，上海市教委就要求全市所有小学严格执行一年级新生“零起点”教学，不得随意加快教学进度。但另一位上海家长郑莉认为，真正放心让孩子“零起点”入学的家长并不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博弈，当别人在跑的时候你不跑，那你就是落后了。”
拼写字只是起跑线上的第一场战斗。由于上海实行小学5年、初中4年的“五四学制”，“小升初”的准备工作也被相应提前到三四年级。拥有优质生源的民办小学，往往会在教学中开启加速模式。当公办小学按照市教委的教学大纲老老实实地推进时，民办小学已经超纲了。
郑莉说，民办小学和公立小学的教材一样，但是考试难度不一样。在考纲范围内学的东西，跟“小升初”考试存在着“剪刀差”。“这个节奏，才是大家为之拼命的理由。”
这些父母并不是不懂大道理——何玲也承认，过于提前的学习，让孩子在本该玩耍的小小年纪，承担了不该承担的重担。看着儿子轮番用发呆、喝水、如厕等办法消极抵抗作业，她也特别心疼。
但家长圈中流传的老师严格要求的故事，又让她不得不狠下心来。朋友女儿“横平竖直、还有顿笔”的字直接被老师评价为“不行”；一位重点小学的老师，经常罚一个写字不好的男孩写作业写到晚上11点。诸如此类的案例刺激着何玲。她希望自己今天的痛苦陪写，能换来以后孩子上小学时不被老师为难。
一种煎熬
无论是从山东小县城一路奋斗到首都科研院所的“学霸”，还是中专毕业、河北小城美甲店里的店员，为人父母后都会发现，曾经那种家长放心工作、孩子自觉学习的育儿思路，在自己身上根本行不通。
何玲告诉过儿子，自己小时候“没有人管”，每天回家放下书包就去写作业，写完了再出去玩儿。谁知道儿子竟然觉得这种经历不可思议，反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写作业呢？你的爸爸和妈妈怎么不管你呢？”
在到河北的美甲店上班前，林婷全职照顾过儿子一年，那时孩子的成绩虽然不拔尖儿但还在“上等”。儿子进入二年级后，她想给他更多锻炼，只在晚上回来陪他。结果之前两次考试，儿子的数学成绩稳定保持在五六十分。
每天的陪写作业对林婷来说都意味着煎熬。平素温柔的她在讲数学题时使劲拍过桌子，气哭了自己，也吓哭了孩子。还有一次，她看到儿子试卷上的“58分”，直接拿起手机警告姐姐，“千万别要孩子，除了惹你生气没有别的用处”。
林婷以她的有限认知推测，自己的这些烦恼可能是教科书改版带来的。她小学四年级学的钟表，五年级学的角，现在的孩子一二年级就学到了。有时她也会思考，是不是自己抓得太紧造成了孩子的不自立？但在现实面前，她根本不敢再做尝试，“再放手他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河北一位资深小学数学教师表示，如今教材确实变难了，以前一本书只有四个单元，一个单元就把相应部分的内容讲得特别透彻。现在的教材则是逐渐渗透，一年级认识钟表，二年级学习时分秒的换算。不过，她认为现在的孩子比以前聪明了，所以课本难度增加，解题技巧变得灵活，其实是一种进步。
在北京某国际学校语文教师陈兵看来，孩子之间的智商差别并不大，自理能力差才是导致现在孩子写作业困难的罪魁祸首。他举例称，有的孩子会把语文数学英语三科作业混装在一起，翻作业就能找10分钟；有的孩子从来不劳动，甚至班里做值日都是家长代劳的。对于这类学生，就算老师再告诉要“审题划批”，还是起不到什么效果。
与此同时，触手可及的玩具、动画片和平板电脑，也在动摇着孩子们本不牢靠的自制力。北京某重点小学的数学教师宋萍说：“现在不同了，孩子接触的媒介太多，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太繁华了，真的也是一种诱惑。”
最近，宋萍还注意到，如今繁重的课外班课程也在加重孩子的拖延心理。她班里有个女孩做作业很慢，边写边走神。直到请来家长，宋萍才知道，孩子的妈妈擅长美术和书法，每天给孩子排满了写字、画画的课外班。
“干完学校的事，我妈还得给我布置点活呢。那我索性就不着急，慢点干。”宋萍模仿孩子的语气说。临睡前才把作业写完，就可以逃避家长附加的任务，久而久之，孩子甚至会得出“边写边玩也有好处”的结论。
一道鸿沟
尽管家长将陪写作业视为一场没有尽头的苦旅，但在老师眼中，家长的陪伴只是孩子成长中的一段必经之路。
陈兵今年教三年级，他估计至少有一多半家长在陪写作业。对此，他并不反对：“低年级一定要陪伴，只有习惯养好了，到高年级才能放手。”在习惯养成阶段，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养成更好的写字姿势和审题能力。
一直从事高年级教学的宋萍表示，到了三年级下学期或四年级，有些孩子就有一种独立的欲望了。孩子不愿意让家长在旁边陪伴，这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退出契机。在她今年教的五年级学生中，每个班大概只有五六个孩子需要家长陪写作业，其中大部分孩子的问题属于“低年级没有养成注意力专注的习惯”。
就在城市里的家长在网上为作业本争论不休时，农村家长的声音却意外缺失了。湖南省怀化市某乡村小学教师孙磊告诉记者，他班里的44个孩子基本都是留守儿童，只有4个孩子能够得到家长的陪伴。
据孙磊观察，这4个孩子的成绩都在前10名内，其中一个还是第一名，他们在文明礼仪方面也表现较好。至于父母管得少的那些孩子，基本上会存在拖欠作业、行为习惯不正、字迹潦草等问题。
在河南省安阳市某乡村小学工作的周芳同样表示，班里的62名孩子中，没有一个有家长陪写。“我们班里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如果程度比较好的话，家长不用管，程度不好的话，家长也不会管。”
在乡村小学老师看来，对教育重视程度的不同，是城乡父母对陪写作业态度迥异的主要原因。孙磊将这个现象归因于现在农村流行的“读书无用论”。以前村民觉得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现在认为即使读了大学还是找不到好工作，家长也不会为学习一般的孩子重金求学。初中毕业后，当地大多数孩子的出路是外出打工。
周芳则发现，当地家长有一种很奇怪的教育观念。他们普遍非常重视学校对孩子的教育，但对陪伴教育却看得非常淡。这些家长甚至都不愿意抽出时间来多陪陪孩子，认为让他们检查和批改作业，就是给他们增加负担。
三年级刚学26个英文字母时，班里的一个孩子总是把字母Y的书写体和手写体弄混。周芳告诉孩子的家长，如果实在不懂可以让孩子在描红字帖上练习。她前前后后说过三遍，家长每次都答应得很痛快，但作业本上的格式错误依旧存在。
遇见过太多不上心的家长，周芳对挣扎在作业本里的父母反而更加佩服。她认为，家长对孩子未来寄予厚望，才会觉得陪写作业很累。想要孩子成长，一定需要家长付出很多努力，这个是家长本来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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