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经》序原文翻译

2024-11-13 04:07:56
推荐回答(2个)
回答1:

《内经》是上古伏羲、神农、黄帝三代的古籍之一。原为轩辕黄帝同岐伯卖昌、鬼臾区等六位臣子互相探讨商议,阐明高深的医理,以传授给后代的。它的文辞义理高深古奥广博精微,上以探究天文,下以穷尽地理,中以深悉人事。大至阴阳变化的规律,小至草木昆虫的生态,以及音律象数之学的起源开端,藏府经络的原委本末,没有不详细指出并一一陈述的。真是博大至极啊!给后世垂布不朽的仁慈恩惠,开拓人们达到长寿的境域。它造就的功德,跟天地相同,与日月并存,怎麽仅是小小的治病方技呢?

查考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就说:“《黄帝内经》十八卷,现今的《针经》九卷和《素问》九卷,即为《内经》。”可是有人认为《素问》、《针经》、《明堂》这三部书,不是黄帝时的著作,似乎产生于战国。战国时代的著作能这样吗?宋代高保衡等在《素问》叙文中,已经驳斥其说。这大概是主观臆测没有根据,本不值得深辩。可是还有视医学为小道,连《内经》也被当做弁髦等无用之物而弃置的,这难道是有大智大慧具有眼力的人吗?我阅读到苏东坡的《楞伽经,跋》中就:“(医)经中有《难经》,每句都有深理,每字都是规则。”
哪里晓得《难经》出自《内经》,而且只辑得其中十分之一的内容哩!《难经》已如此重要,《内经》就可想而知了。《内经》使人民生命得以生存保全,难道会比《十三经》启发培育民心的作用差少?所以皇甫谧说:人们禀承父母之体,具有八尺高大的身躯,而不知道医事,这就是所谓游魂罢了!即使他有忠孝之心,仁爱之性,一旦君父危困,百姓处于泥潭炭火之中,却没有什么办法来救助他们。这就是前代圣贤精心思考深入探究以穷尽医理的原因啊。由此说来,知书识礼的儒者难道可以不尽心学习此书吗?无奈现今从事医学的人,也把《灵枢》、《素问》弃置于一旁不闻不问,不明了生命科学的深奥要理,诊治疾病使盛者更盛虚者更虚,给人留下夭殃之祸,招引病吵配漏邪丧失正气,使人断送寿命。那些所谓在医学上擅长专门的人,竟是这样的啊!此中的原因,正是由于《内经》文义深奥繁多,研读确实不易。至如对深刻的医理未能明白,却想要通达神明运用入微,进而仰慕并赶上大圣上智,是断然不可能的了。

自从唐代以来,虽然有赖于启玄子王冰的注解,它阐明《内经》中奥秘的内容尽可能地多了,但遗漏也有不少。大致上有遇到疑难之处而缄默不言的,也有对于原意理解未尝符合的,还有前后互见分散深藏于各篇而不便查阅的。总之他阐明不够完整,《灵枢》又未加注释,都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到了近代各家,更是不过随文铺叙,因而疑难之处仍未能说明,精微之处仍不能阐发,那又有什么益处呢?

我起初潜心研究此书,曾经做些摘要,打算作为自己学习之用。继而探究的时间久了,久而久之就感到《内经》原文句句似金石,字字如宝珠,竟然不能分清哪些可摘录哪些可放弃。因而奋发地鼓足意念,希望有一些阐发隐秘接升烂近显明之处、化难为易,尽可能启迪其秘奥而公之于众。务必使后来的学者了然易晓,感到方便并能掌握要旨,由堂入室步步深入,全部知悉它的源流根本,这才不致误己害人,都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于是详细探求其方法,觉得只有全部改变《内经》原有的体制,把它颠倒调整一番,根据内容区分门类,然后依其涵意阐发说明,才有可能使其蕴藏之意清晰明显。可是担心擅自改动先圣的经典,还不敢着手。

考查往昔,周代则有秦越人摘录八十一问而编成的《难经》,西晋有皇甫谧依类分列的《甲乙经》,唐代有王冰对《素问》的删补,元代有滑寿撮录的《读素问钞》,看到这四位先贤的行事而后志意坚定起来。再就《内经》此书也不是《十三经》之类,因为那是不须分类的,而此书则要求使不明医理者醒悟,给迷惘者指明途径,那就不容不分类,以求方便。因此我就普遍探索《素问》《灵枢》两经,先推求其难易,反复经历了几年,逐渐掌握其头绪;然后把二者合而为一,取名为《类经》。“类”的意思,是用《灵枢》和《素问》互相启发阐明其根深隐微的理论,互为表里,而贯通其精义。

两经既已合编,就分为十二类:人之大事没有什么比得上死生,能保重真元,就符合自然规律,所以第一为“摄生类”。万物化育成长的规律,阴阳两仪主宰着它,阴阳既已确立,天地人三才各就其列,所以第二为“阴阳类”。人有生命,脏气是根本,五脏通达无阻,三焦就安定不乱,所以第三为“藏象类”。要知道人体的内部情况,必须审察其外部的表现,察色诊脉能通神达微,吉凶就可判定,所以第四为“脉色类”。脏腑主内,经络主外,能明经络的循行起止,身体就平安无虞,所以第五为“经络类”。万事各有差别,必有标本始末,明白先治后治的道理,就掌握了要领,所以第六为“标本类”。人生所依赖的,药物和食物是根本,气味配合得当,五脏就健强,所以第七为“气味类”。人生百年虽如白驹过隙,谁能担保没有病患?治疗不出差错,就可转危为安,所以第八为“论治类”。疾病侵入人体,变态莫测,明於病理就能照察幽微,病魔无处逃遁藏匿,所以第九属“疾病类”。蔡物不能达到患处,上古就有针砭,九针之法能搜索深部的疾病,医衍就能超凡出众,所以第十属“针刺类”。至如天道茫茫无际,一直运行於古今,包涵无穷无际,协同天地阴阳为一体,以五运六气之理来推究它,就能嘹如指掌,所以第十一属“运气类”。又如经文贯串连接,难以勉强划分,有的附见在其他门类,要找寻它而又不易得到,那就分条列出以备索隐,象血脉一样贯通,所以第十二属“会通类”。汇合成书分成三十二卷。此外又附作《图翼》十五卷。因为《内经》含义有的很精深,用言语又不能概述的,不采用图象,它的精要无法包聚;图象虽显而易见,可是意义还有不畅达的,不用说明来辅助,它的奥妙之处就难以窥见。从此条理就分明,纲举而目张,晦涩的地方清楚了,隐微的道理显现,无论巨细都融合贯通,歧义之处完全搞清,一打开书卷就像重重的门户彻底洞开,像秋毫一样最隐微的意义也历历在目。不仅对於后学大为有益,即使凡迫切有志於养生之人,要探求此中妙理,也无不随手可取的。

对此番编写《类经》一事,我实在是因为前代诸位贤达注释或有不完备,同或有差错,掩盖埋没《内经》的本质和精华,使得最高妙的医道不能完全为世间所明嘹,逮四千多年了。於是冒昧地不顾自己知识浅陋,如东施效矉那样,勉力打算象蚊虻负山挑起不能胜任的担,原本不敢班朋弄斧,可是也不值得沿街托钵仰仗他人。所以凡是遇到辨明是非纠正错误之处,常多直言不讳,诚然知道这样做是不高雅的。只是因为人心积久成习,以讹传讹,就是打开堤防引来长波巨浪,也还担心难以涤除;假如辨正不力,将会永无挽回纠正之日了。这就是我再三思考而不敢回避的原因。
啊!我算是什麽样的人呢,岂敢乱改前代名家的训解?话音未终,就知道一定会有窥视我的错误并随即在我背后非议的。是正确还是错误,这个论断不在于我,而在于后来的明智之士了。虽然如此,但运用他山之石,可以有助于琢成宝玉,停流不动的水,可以当镜子照见形貌;就是壁孔中透过来的灯影,练囊中映现出的萤光,都能有助于苦读之志士;竹头木屑看来是弃置无用之废物,也曾有利于指挥作战的军事家。我这部编著倘使也有如愚者之千虑有一点可取之处,将被圣人采纳,那还有什麽比这更值得庆幸的呢!只是因为要应对解决的问题门类很多,而执简写作的只有我单身只手,一字一句,都是在笔下抓紧时间写出来的。总计经过的岁月达三十年,修改稿子反复多次,才完成整理编著工作。所谓河海不择细流,泰山不辞土壤,因为也是要共同助成它们的高度和深度罢了。后代会有像扬子云那样的博学之士,或许同情我用心的辛劳而赐予指正的,难道不是幸而又幸的事?而助成我的那些具有美德的人,能说谁不是我的后来居上的老师啊。

回答2:

《类经》序原文及翻译如下: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祖籍四川成都府内江县人,明嘉靖年间,在京师(今北京)以著《类经图翼》而成名。《类经图翼》是在《内经》的原文基础上编写的,其目的是方便学习,让读者在阅读《内经》时能够“得一图而居其要”,以达到“启发无不通,资助无不成”的目的。在编写《类经图翼》的过程中,张介宾特别注重“采摘经典”,即参考历代医家注释,对《内经》中的重点和难点进行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张介宾认为,《内经》是“三坟之一”,是古代医家留下的宝贵遗产。他指出,《内经》的文字高深且含义丰富,涉及到天文、地理、人事等多个方面,内容广泛而详细。其中,大到阴阳变化,小到草木、昆虫、音律、象数等,都有所涉及。这些知识是医家不可或缺的宝藏。
在编写《类经图翼》时,张介宾先对两部经典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比较,然后将它们合为一书,命名为《类经》。他认为,《灵枢》谨带和《素问》是相互关联、肆迹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灵枢》和《素问》分别阐述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方法,其中,《灵枢》主要讲述针灸学和藏象等内容,《素问》则主要讲述中医基础理论和辨证论治方法。
为了方便读者学习,《类经图翼》将《灵枢》和《素问》中的内容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分类和整理。这些主题包括摄生类、阴阳类、藏象类、脉色类、经络类、标本类、运气类、病因类、病机类、脏象类、真伪类、运气类、治疗类等十二个方面。
张介宾认为,学习中医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和深入的理解。只有通过对经典的研究和解释,才能真正理解中医理论和实践方法的精髓。他指出,《内经》是中医理论的基石,只有掌握了《内经》,才能真正掌握中医的精髓。因此,《类经图翼》的编写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内经》。
在编写过程中,张介宾参考了历代医祥雹芦家的注释和研究成果,对《内经》中的重点和难点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他认为,学习中医需要注重实践和应用,因此他特别注重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使读者能够通过实际操作来理解和掌握中医知识。
总之,《类经图翼》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中医著作,它不仅对《内经》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还提供了许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对于学习中医的人来说是一本不可替代的参考书。《类经图翼》的出版是明嘉靖年间的一件重要事件,也是中医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