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唐高祖处理不当,反而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其实唐高祖若处理的好,是能够避免的。
客观的讲李建成、李世民都有才能和贡献,相对来讲李建成做的事务性工作比较多,他也有军功,但不那么突出,唐初任何一位名将比如李勣、李靖、刘文静、秦叔宝、尉迟敬德、侯君集等等都可以取代李建成。
但李世民不同,败绩很少,常胜统帅,他在建唐和统一战争的军事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不凡,以及常常力排众议而均能成功,都客观证明了李世民是不世出、可遇不可求的优秀统帅,不仅常常身先士卒而面临险境,更有超一流的战略眼光,可以讲李世民无法取代。
没有李世民就没有李唐的基业,这个话是客观的,比如刚举义兵,一开始不顺,李渊竟然要退回去,李世民敏锐地指出惟有前进才能胜利,前进就是王师、退回就是败寇,众人必离心离德、李氏必死无葬身之地,并哭谏李渊,他才收回成命,继续前进。
当时李建成也支持李世民的看法,但李世民无疑更加坚定,事实上李世民的判断是对的,否则退回就万分危险。
当虎牢战役,唐军面对王世充、窦建德联军结盟,里外夹击时,且唐军也已鏖战多日,唐高祖都说可以退回来,但李世民又力排众议,并说服父皇,竟然能“犯大忌”,分兵拒之,并一举歼灭王、窦联军,取得了定鼎天下的关键之战的胜利。
李世民另外几场战役也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第一场攻灭薛举父子的战役,一举解决了李唐政权西方的后顾之忧,使得唐王朝能集中精力逐鹿中原,进而平定天下。
第二场收复李元吉丢失的李唐龙兴之地——并、汾地区,重夺李唐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并巩固了唐朝北方,这也是战略性的胜利。因此李世民不仅是身先士卒的骁勇将领,更是一位卓越的的战略性军事统帅,他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是定鼎天下的中流砥柱。
首先,在唐高祖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世民先参与策划了太原起事,而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他又立功最大。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已成为唐军事实上的最重要的领导人,被高祖李渊封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并兼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还诏令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世民自恃才能和显功,在府中开置文学馆,延揽四方文学之士,这些人都成了世民的谋臣策士。此外,世民南征北讨,逐渐在天策府中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拥有了如此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世民的周围自然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直接威胁到太子建成。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联合同样对世民不满的齐王元吉,采取曲意联络唐高祖的妃嫔以为内助、加强自己的军力、收买世民的部下等策略来强化自己并削弱世民的势力,甚至发展到在世民酒中下毒的地步。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建成、元吉和后宫妃嫔更是常常在高祖耳边说世民的坏话,使高祖渐渐对世民产生了猜疑,局势对世民十分不利。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李渊不能有效的控制,他在处理继承人的问题上优柔寡断,大力封赏李世民,授予他比较大的权力,位在百官诸王之上,俨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尽管这样,李渊却又在竭力维护太子李建成的地位,要知道大唐朝的继承人只有一人,这也加剧了兄弟之间的矛盾。李渊的做法是要想维系局面的平衡,最后却事与愿违,酿成玄武门的惨剧,作为父亲,李渊负有重要责任,如果他及时明确自己的态度,可能也不会发生悲剧。
李渊立李建民为太子,而次子李世民功劳太大,封赏爵位差一步到顶。无奈之时,允许李世民开幕府,就是这一决定,推动了玄武门之变。李开幕府,网络一批能人志士,而这些高参当然不满是侍候一偏王,主荣仆耀,纷纷劝说李世民早日决断。此时李渊年迈,一旦蹬腿,太子登基,为巩固自己政权,必杀功高震主的人,李世民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乘早动手,一劳永逸。杀掉李建民后,继而逼宫,李渊只得退位,当太上皇。
是君权的唯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