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民主政治发展背景

希腊环海、多山、多岛。所以：1不便于农业的大力发展而便于从事商业活动，
2不利于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3商业为主的民族自然要求更多的自由。
3城邦政治的出现。 因而，其主要特征是小国寡民，各邦长期独立自治。其每个城邦都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各邦之间一般是平等的邻邦关系。城邦的自治权利或多或少属于各邦公民。根据各邦公民在公民大会中参政权利的大小，可将城邦政体划分为若干类型，其中贵族制和民主制在古希腊城邦中最为流行。所谓城邦公民，并非指全体成年公民，而是指具有公民身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的男性成员。除了贵族制和民主制外，古希腊城邦还存在君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古希腊城邦实行的公民政治，使城邦公民享有较充分的政治权利。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制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小国寡民造就了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优越的地理环境
孕育民主的城邦制度
有优秀参政素质的公民

城邦的形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繁荣的思想文化。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主要可看作四个阶段：1.梭伦改革2.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3.克利斯提尼改革 4.伯里克利时代。
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荣应属梭伦。 在梭伦以前，氏族贵族是雅典国家的统治者。在此期间，贵族会议具有无上权威，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等“国家高级官吏之任用都以门第和财富为准；而且他们最初是终身职，后来方改为十年一任。”而雅典城邦的贫民非但政治上无权，还时刻受到沦为奴隶的威胁。雅典平民之困苦和无权与旧氏族贵族的特权地偿还的对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隶主、小农、手工业者、贫民)与旧氏族贵族的激烈斗争。 公元前621年颁布的《德拉孔法典》已表明雅典平民力量增长，但贵族后裔仍然对国家享有独占的统治地位。
处于城邦平民与贵族后裔激烈斗争的危急中的雅典国家急需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担负起建立这一新秩序的重任。出身于平民而又由经商致富的梭伦力图建立起一种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其宗旨是，对平民来说，“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梭伦颁布“解负令”；宣布永远禁止债务的人身但保，这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确认私有财产、土地的断承、买卖的合法性，同时规定限制最高占地额。所有这些，宣告了雅典人的人身自由，使雅典的贫民获得了解放。
与此同时，梭伦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全体阿提卡公民按照法定财产资格(以地产收入为基础)分为四个等级；富农、骑士、中农和贫农。前三个等级的年土地收入分别在500、300、200墨狄那（每墨狄那约等于41公升)。无土地收入或其收入在200个墨狄那以下者是贫民。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的贫民都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公民大会负责立法、决定战和等最高政务，并选举国家的最高官吏，新设立400人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审核提供议案、处理日常政务。
梭伦还创立了“陪审法庭”作为雅典的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可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诉。
梭伦的改革意味着曾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后裔的失败、标志着富裕的工商奴隶主阶级的崛起以及这个阶级同雅典自由农、手工业者及贫民联盟的胜利。尽管存在着财产特权，雅典贫民都能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为保卫自身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斗争远未结束。
公元前560年，贵族出生的庇西特拉图在主张继续推进改革的山地派支持下，以武力夺取雅典政权，自立为僭主。在执政期间，他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推进工商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延续了作为公民主体的小农的地位。庇西特拉图政策堪称为梭伦政策的延续和发展。他减少农民负担，并设农村巡回法庭。并建立商船队和海军，奖励海外贸易。在雅典城里兴建道路，神庙和水道，倡导学术文化。他的政策惠及各阶层，他因此成为一位深孚众望的政治家。
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根据地区原则，全体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划为十个部落（三分区），每个部落在内地、沿海、雅典城郊三个区域中各占一区。这样，打乱了旧有的户籍，削弱了旧部落、氏族中贵族后裔的势力。重新设立500人议事会以代替梭伦时的400人议事会，第四等级公民也有了参加议事会的权力和机会。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贵族寡头政治派的势力一厥不振。但围绕国家政治制度问题，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并未结束。希波战争结束后，到伯里克利执政时代，贵族会议的职权则几乎完全被取消。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进入全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通过法律，解决战争与靖和、城邦粮食供给问题，听取执政官等负责人的报告，审查监督国家官吏，审查和终审陪审法庭的案件并决定国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务。大会每月约举行4次，在公民大会中，容许有充分的发言自由。
于是，雅典人创立了一个公民自由平等、主权属于全体公民的政体形式。

古希腊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关于古希腊文化的问题也成为世界古代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本文就古希腊文化发展的背景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一粗浅的论述，以求正于史学界同仁。
　　古希腊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它生存的土壤，即繁荣的奴隶制经济。恩格斯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奴隶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注：《马恩选集》第3卷第220页，第2卷第113页，第3卷第4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在希腊，奴隶们的劳动创造了繁荣的的奴隶制经济，从而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在公元前5—4世纪这个盛大的建筑时代，著名的雅典卫城、帕德嫩神庙等都是奴隶们参与建筑的。在建筑雕刻作品中采用的多种材料，如黄金、白银、青铜、大理石等都要求有发达的采矿业、采石业及金属冶炼业做保障，同时也要求政府有充足的财力作后盾。希腊世界的地理环境一般是少平原多港湾，因而决定了其发达的工商业和航海贸易的经济特色。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希腊民族形成了聪明、活跃、勇敢、富有创造力和积极进取的性格，其民族性格又直接体现在文化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下事实：希腊城邦的繁荣仅有短短的半个世纪，而希腊的文化却没有因为城邦的衰落而消亡，甚至在后期希腊时代又出现了新的文化高潮。
　　在促成希腊文化繁荣的诸多因素中，最不应忽视的是希腊的奴隶制民主政治制度。“由于有了民主政治，文化事业在雅典能够受到国家和社会充分的重视，并且获得了繁荣所需要的物质上的保证。同时雅典民主政治时代的重要执政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乐于接近知识分子，热心文化事业并能采取积极发展文化事业的措施。”（注：杨俊明：《古代希腊文化繁荣原因的研究概述》，《衡阳师专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5期）公元前466年至428 年间的雅典统治者伯里克利就是一位朝气蓬勃、思想自由的人。当时他立志把被波斯人所蹂躏的城市在废墟中重建起来，雅典现存的名胜古迹中多数是这一时期伟大重建的遗物。“伯里克利不但在物质上重建了雅典城，而且复兴了雅典的精神。”（注：（美）H·G·威尔士著，袁杜译：《文明的溪流》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他召集了有名的建筑师和雕刻家，又与诗人、戏剧家、 哲学家和教育家结成好友，希罗多德就曾到雅典诵读他的历史著作。这一时期，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利斯、欧里庇德斯先后把希腊戏剧推到极盛点。甚至在伯里克利死后，他对雅典人知识生活的推动还持续着。先进的民主政治不但促进了雅典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和昌盛。民主政治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在文化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具有较多的民主色彩、崇尚自由、积极地、理性地、乐观地面对人生、面对现实，相信和歌颂人的力量，成为希腊古典文化的重要特色。”（注：刘小荣：《希腊古典文化特色及对后世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版1997年第1 期）古典时代三位著名的雕刻家米隆的“掷铁饼者”、波里克波利特的“特矛者”和菲狄亚斯在帕德嫩神庙神殿大厅的雅典娜雕像，都从不同角度颂扬了人性的精神。虽然希腊的和平被伯罗奔尼撒战争及正在开始的争“权势”的消耗战争所破坏。但事实上政界暂时的黑暗不但没能阻止人类文明的进步，反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同东方文化及中世纪文化比较而言，在古希腊文化的发展中宗教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古希腊的宗教属多神崇拜，希腊各地都有自己的宗教社团，每个村社都有自己的神，每个家庭及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所崇拜的神，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宗教成为团结希腊人的一种工具”。（注：杨公素著：《希腊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页）“宗教在古希腊起着道德、伦理上的指导作用，又对古代希腊社会制度及其生活方式起着法律性质的作用。”（注：杨公素著：《希腊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页）然而，古希腊的宗教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倒不如说是举行的一种仪式，它没能形成一神教，也没有一套宗教原理、教义和宗教哲学思想，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君临人世的宗教，因此人们的信仰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神的人格化是古希腊宗教的显著的特点”（注：陈唯声编著：《世界文化史》（古代部分）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152页）古希腊人按照人的形象创造了神，众神外形与人一样，也有人所具有的各种感情、生活需要，以及正直、勇敢、残忍、妒嫉等品性，这与带有威严、恐怖色彩的东方神话是不同的。因此马克思说：“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注：《马恩选集》第3 卷第220页，第2卷第113页，第3卷第4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而“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注：《马恩选集》第3卷第220页，第2卷第113页，第3卷第4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在这种自由的宗教氛围里，培养出了具有独特而卓越的美学观点和创造方法的希腊雕刻艺术家，并创作出了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充满人情味的作品。
　　在古希腊文化发展中，我们还不应排除一个外来因素，即古代东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西亚和埃及文化的影响。公元前6 世纪古希腊文化还处在早期阶段，而在希腊哲学家开始研究宇宙问题的同时，还有古印度列国时代包括原始佛教在内的新思想新学说，更有中国的孔子和老子的说教，可以说“从雅典直到太平洋，人类的精神能力都焕发出活力。”（注：（美）H·G·威尔士著，袁杜译：《文明的溪流》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115页）而对素有海上“商业民族”之称的希腊人来说，不能排除此时受东方文明影响的可能性。进入古典时代，尤其是希波战争后，希腊的胜利使大部分在亚洲的希腊城邦获得自由，雅典成为地中海的海上贸易中心，也是希腊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希腊人的商业活动遍及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许多地方，一时间“不仅使世界各地的商业荟集雅典，四面八方的学者也都来到雅典”（注：刘小荣：《希腊古典文化特色及对后世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版1997年第1 期）。到后期希腊文化阶段，古希腊文化冲破了城邦的狭隘范围，在规模较大的国家和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发展起来，许多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来到东方，如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西西里的叙拉古、小亚西亚的拍加马等，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希腊文化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了东方文化的丰富遗产并加以融合、综合创造了具有新特色的文化。
　　古希腊的文化成就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文化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对此恩格斯曾给予了高度评价：“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8 页）在文化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古希腊文字，是在弥补了腓尼基字母之不足所形成的一套既有辅音又有元音的完备的字母文字系统，以后又被罗马人继承和发展，成为以后欧洲各国文字的先驱。希腊神话不仅为后来罗马神话所继承，而且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到19世纪的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作家，都从希腊神话中汲取了养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引用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典故和故事来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注：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 页）古典时代希腊戏剧如欧洲文学的发展，“歌德的《伊菲格涅亚》实际是欧里庇德斯悲剧的改写本”（注：刘小荣：《希腊古典文化特色及对后世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版1997年第1期）。 古希腊哲学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恩格斯评价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注：《马恩选集》第3卷第220页，第2卷第113页，第3卷第4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古希腊是欧洲史学的发源地，今天西方各国语言中使用的“历史”一词即起源于古希腊，有“历史之父”称号的希罗多德开创的历史叙述体的史学写作方法被西方奉为正宗，一直是著述历史的通用体裁。古希腊建筑雕刻方面的成就更为世人瞩目，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罗德斯岛上的太阳神巨像、法罗斯岛上的灯塔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艺术作品的创作手法也被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们所继承和发扬。古希腊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更是硕果累累，涌现出一批卓越的科学家。欧多克斯首先提出地球中心说，后又经过亚里斯多德和托勒密的继承和发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球中心学体系，一直到哥白尼时代地心说体系才被推翻；而阿基米德的科学成就又直接影响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巨人达·芬奇和伽利略等人。
　　古希腊文化距我们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直到今天人们还要学习其精华。“希腊人的思想经历长期的积聚，它的创造力达到了惊人的高度，二十三个世纪以来，在明智的人的心中，一向是他们从过去得到指导和鼓舞的灯塔”（注：威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7页）。古希腊文化将给人类以永久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