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的探索戏剧有什么特点

第一，突破舞台界限，强化观演交流。进入八十年代，戏剧艺术陷入困境、遇到挑战。严峻的现实使戏剧家对这一艺术样式的本质特征、生态环境、竞争优势等等进行严肃、认真的反思。他们再次认同，所谓戏剧即是由演员扮演角色当众表演故事情节的一种艺术，演员、观众、剧本是构成戏剧的基本要素。因此戏剧要摆脱“危机”，尤其要在“三要素”中找原因、做文章。他们还认识到戏剧在现代社会中与姐妹艺术，如电影、电视相比有许多不利因素，但它也有自身特殊的优势，那就是观众与演员的现场直接交流。正如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说的，“比起电视、电影来，话剧是唯一的可以同观众一起创造的艺术。观众喜欢面对面地看到一个活人表演着一个活生生的性格”，“这种创作者与观众的活的交流，是剧场艺术独特的长处”。因此，八十年代的戏剧探索特别注意发挥戏剧自身的这一长处和优势。为了加强这种观众和演员的直接交流，有的戏剧家则对原有的剧场和舞台设计进行了某些改造，如《挂在墙上的老B》变台上演出为平地演出，将观众安排在演区跟前，演员与观众处在同一水平面上，拉近了空间的距离；《母亲的歌》、《路，在你我之间》则采用中心舞台形式演出，观众则围坐在舞台四周；《绝对信号》采取了在小剧场演出的形式，使观众和演员更加贴近。此外，还有的演员坐在观众席中，从观众席向台上对话，或从观众席走上舞台，这一切都最大限度地加强了演出的亲切感。又如《陈毅市长》，导演则致力于创造一种炽热的戏剧氛围，让观众产生一种亲临现场的感觉。演出一开始即让扮演陈毅的演员站在台口讲台上，直接面对观众做报告，仿佛观众席中坐着的就是即将对上海发起总攻的我军干部和战士，这就造成了一种“戏剧环境与现实环境的重迭”，强化了观演直接交流，使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再有，为了改变传统话剧台上演员演戏，台下观众看戏的关系，冲破“镜框式舞台”界限，启发观众的参与和思考，不少艺术家引进了文学的叙述因素，增添了叙述者，运用“间离效果”，破除“舞台幻觉”，强化观演交流，收到了感人的效果。象《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作者就专门设置了男、女两个叙述者，他们既在剧中扮演角色，又象晚会主持人那样从中串戏，连贯全剧，还夹叙夹议、画龙点睛，不断启发观众的思考。象《魔方》，也有个“主持人”，他时而在戏内，时而又离开戏剧情景，拿着话筒请观众即席发表感想，引导观众去思索演出中的人和事。又如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阿Q正传》一剧也设有一位“讲解人”，他不时地出现在台上， 或评价人物行为、或揭示内心世界，或介绍剧情发展、或感叹人物遭遇，时而将观众引入戏内，时而又将观众拉出戏外，这显然是对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借鉴和运用。这种人物串演剧情与“间离效果”的巧妙结合，既增添了作品的哲理性与抒情性，又造成了剧作特有的艺术魅力。
　　第二，打破传统分幕、分场整一概念，扩大舞台时空领域。众所周知，戏剧艺术是显现有形事物一段相对完整的运动过程，它和生活本身一样是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中延伸，是典型的时空艺术，因而也必然受到舞台时空的制约。在这方面八十年代中国的戏剧家也作了不懈的努力。他们不满于为顺应这一制约而产生的所谓“时间整一、地点整一、事件整一”的剧作法，而试图借助于戏剧的假定性与想象力来扩大被制约的时空，努力把观众引导到更为广阔自由的情境中去。其具体做法为：一是突破传统戏剧四、五幕，二、三场的大段结构，而增加剧作的场次，使演出的时间、地点的变换加快，幅度扩大。象《迟开的花朵》演出时，场景更换就有十一次之多；象《原子与爱情》采取了大跨度（前后十五年）、多场景（近三十场）、大段回述的结构方式；象《血，总是热的》全剧共分十七段，完全打破分幕分场、场景集中、顺序发展的传统法则；象刘树纲改编的多场景舞台剧《灵与肉》，“试图打破传统的分幕分场和时空观念，在场景的变幻上要求有更大的跳动自由，全剧场景竟有好几十场”。就连老剧作家陈白尘改编的《阿Q正传》， 也一反传统剧作集中、凝聚的法则，而“向小说靠拢”，“依照原著的章节次序，大致不变地转换成多场景。”二是分割舞台、增加演区，扩大舞台空间，甚至几个演区同时表演，使时空更为经济。象《屋外有热流》用灯光处理、切割演区，使现在与过去，现实与梦幻，人与鬼魂，具象与抽象，做到变化自如、衔接流畅。象《血，总是热的》剧中的段落、场景的连接与转换都用灯光的明暗手段来实现，有的段落（如第十段）场景转换竟达十多次，有时戏还在三个演区同时进行。特别是《绝对信号》、《野人》、《狗儿爷涅ｐáｎ＠①》、《桑树坪纪事》等剧作，充分运用了灯光切割的手段，使同一舞台出现时间与空间各不相同的多种表演区，使舞台的时空由固定变为流动、由狭小变为广阔、由单一变为多层次。正由于这种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空间巧妙的交织变幻，充分利用戏剧的假定性，使看来简单的场景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层次来。三是学习西方现代派技法，借鉴中国传统戏曲假定性、虚拟性手段，不注重幻觉性时空的营造，而崇尚非幻觉性时空的运用。象戏剧舞台废除巨型、豪华、维肖维妙的自然主义布景，而代之以中性舞台的装饰，象用空台让演员表演；象在舞台上只安置高低不等的平台、积木块，结合表演指示情节空间；象用图案、文字来表示空间等等，这一切都使得舞台的表现力获得了极大的扩展。此外，角色心理时空形式的引入，即人物内心活动，诸如回忆、梦幻等在戏剧舞台上的直观展现，也极大地丰富了戏剧艺术的创造力。戏剧家可以根据人物心理状态及时地插入戏剧动作，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外化为可见的实体，而这一切又可以不必受到日常生活中事物发展的时空逻辑的束缚，而只要根据人物的意识流动或潜意识、无意识等活动方式来组合，因而享有更大的自由度。
　　第三，加强戏剧的综合意识，丰富话剧的表现手段。“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这是中外戏剧家约定俗成的一种说法。因为从它的活动过程来看，是剧作家、导演、演员、舞台美术设计家、舞台各部门技术人员，剧场管理人员和观众共同创造的产物；从它的构成来说，又是文学、造型艺术、音乐及演员表演艺术等多种成分的综合。可以说综合性是戏剧艺术固有的天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希腊的戏剧是诗歌、雕刻、合唱、舞蹈、动作的综合体，我国的传统戏曲更将歌、舞、杂技、滑稽、说唱等多种艺术门类融为一体。但是，不知何时、何故，中国话剧逐渐丢失了综合性的特点，最终竟成了“对话”主宰一切的艺术。这么一来，戏剧的面貌日益单一、板结，表现力也日趋衰竭。为了改变这种颓势，八十年代的中国戏剧工作者决心重新“捡回它近一个多世纪丧失了的许多艺术手法”，主张“原始宗教仪式中的面具、歌舞与民间说唱、耍嘴皮子的相声和拚气力的相扑，乃至傀儡、影子、魔术与杂技，都可以入戏。”（《高行健戏剧集》）因而使剧坛出现了熔歌、舞、诗、剧于一炉的发展态势。例如《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魔方》、《野人》以及《黑骏马》等剧就大胆地吸收并运用了音乐、舞蹈、电影、曲艺等艺术成分，作为自己的有机表现手段；又如沈阳话剧团的《搭错车》，演出上千场而盛况不衰，造成轰动效应，人们称之为“《搭错车》现象”，其重要原因之一则是他们充分重视、发挥戏剧“综合性”的特点，将歌、舞、话三者有机结合的结果。特别是《桑树坪纪事》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出戏之所以倍受欢迎与称赞，并被誉为“十年探索的崭新收获”，除了与剧本着力于对中国农民生态与心态的深入开掘，在艺术上“东张西望”、兼收并蓄有关外，也还与广大戏剧工作者强化戏剧综合意识，拓展话剧艺术表现力的追求分不开。剧本演出中，那身着鲜丽服装的现代舞队的“间离效果”以及“东方的巨龙何时才能猛醒”的主题歌的萦绕与渲染，不仅促人深思、启入遐想，而且还给这部作品增添了无穷的诗意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