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中国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四、传承先进文化，努力用近代文明荡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污秽，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孙中山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不仅形成了丰富的民主政治和经济思想，而且形成了广博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以打破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前提，以实业化为中心，以民主政治为杠杆，以科学、教育和文化的革新与发展为必要条件，以建立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为根本目标，其范围相当之广泛、内涵十分丰富，从政治、哲学到经济建设，从内政、外交到文化教育，从伦理、道德到济世救人，均有比较完整和系统的理论观点。包括建立在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上，坚持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以“生元说”和“知难行易说”为基本内容的哲学思想；包括“因袭”中国传统文化，“规抚”西方先进文化，并勇于“独见”创新，融贯中外文化之精华为特色的文化思想，等等。他的思想不仅对封建主义思想意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且有力地宣传了西方近代文明，对于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孙中山毕生为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制度的奋斗，以及从事政治、物质、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革命实践，集中体现了他要使中国“驾乎欧美列强之上”的宏伟政治抱负和救国救民的民主主义战斗精神。他的近代化思想与实践超越同代人，大大推动了中国全面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孙中山特别强调“知难”，在他看来，中国人所谓“知之非艰”，其习闻所知大都是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螟蛉为子之类，“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因此，“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他认为中国积弱衰败的原因也在于受“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观念毒害太深，造成了人们“以难为易，以易为难”、“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他更认为“倘使我国之后知后觉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而奋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

孙中山还创立了“行易知难”说，认为“能知必能行”，突出重视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极力强调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并把它作为救国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当今处于科学昌明时代，“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之所以如此，“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并进而申明：“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象，从意象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结合自己制定的革命方略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遭际，孙中山指出这一有计划、有步骤的革命方略对于推动革命进程极为必要，“惜乎当时之革命党，多不知此为必要之事，遂放弃责任，失却天职，致使革命事业只能收破坏之功，而不能成建设之业”，究其原因，“是知与不知之故也”。民国建设计划的失败也在于此。孙中山把“不知亦能行”看作人类文明进化的第一个重要阶段，认为“行先知后”、“以行求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原则，不会因科学昌明时代的到来而改变，指出“科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知而后行者为尤多也。”例如“生徒之习练”、“科学家之试验”、“探索家之探索”、“伟人杰士之冒险”，都是“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有助于促进人类文明，国家富强。因而他强调，“不知而行”是人类进化之“门径”，有志于国家富强的人们应该“黾勉力行”。基此认识，他以美国实业发达为例证，勉励国人抓住机遇，以实业救国奋发图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承继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秀成分，并汲取西方近代学说的进步成果而熔铸创造的“三民主义”学说，作为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反映和概括了当时整个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动向，是当时中国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他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并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主张“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敢于向几千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制度和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宣战。他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期望中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并为推动实现这个美好理想而顽强工作。他历经艰难险阻，但始终百折不挠，忠实地实践着他所说的“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的誓言。他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把“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作为自己四十年革命生涯的经验留给了后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