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吕氏春秋中的楚有直躬者..........乃不诛也的翻译

楚国有个行事正直的人，其父窃羊被直躬揭发了。楚王抓住直躬的父亲要杀掉。直躬请求代替他。将要行刑了，直躬对监斩官说：“父亲窃羊而揭发他，不是诚实吗？父亲将被诛杀而替代他，不是孝吗？诚实而且孝反遭诛杀，全国还有不应诛杀的人吗？”楚王听说了这件事，就不杀他了。

吕氏春秋�6�1当务》载：
　　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
　　谒，揭发。上，上级，指官吏或国君。荆王即楚王，避秦庄襄王子楚讳。“载”与“再”，通用。大意如下：
　　楚国有一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向政府揭发。政府派人将他的父亲抓起来准备处死。直躬请求代替父亲接受惩罚。政府将要杀他的时候，他告诉官吏说：“父亲偷羊向政府揭发，不是讲诚信吗？代替父亲接受死刑，不是孝顺吗？既诚信又孝顺的人，要处以死刑，这个国家还有不该杀的人吗？”楚国国王听了这话，就免了直躬的死刑。孔子听说这件事，说：“真奇异呀！直躬讲诚信，一个父亲的事，两次取得名誉。”因此，直躬这种诚信，不如没有诚信。
　　直躬的诚信，到头来，产生了两个结果：偷羊的没有受到惩罚，父亲的 “家丑”得到外扬。于公于私，都是有害无益的。所以说这种诚信，不如没有这个诚信。孔子还认为直躬讲诚信，借助于父亲偷羊这一件事，他两次获得名声，既有诚信，又有孝顺。在这种背景下，叶公告诉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6�1子路》）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隐，就是隐瞒，不揭发。揭发是信，不揭发，就是无信。《吕氏春秋》的作者们认为直躬的信不如无信，也就是说，他们也都赞成 “隐”。因此，可以进一步认为他们也都同意孔子的说法，父子之间需要“隐”。撰写《吕氏春秋》的作者们是当时的社会精英，他们集体讨论的结果，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后人不顾当时的现实，评论孔子的说法，是否欠当，值得探讨。《吕氏春秋》是二千年前的典籍，流行很广。只是许多人讨论父子互隐的时候，很少注意到它。
　　《韩非子�6�1五蠹》载：“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楚令尹杀了直躬，认定他忠于国君而背叛父亲，作为罪行上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再没有人去揭发奸佞了。令尹“杀之”，杀的是谁？是直躬，还是他的父亲？下面是令尹“以为”，明显是指直躬“直于君而曲于父”，“罪之”也是罪的是直躬。令尹诛了直躬以后，楚国有奸佞就没有人再去揭发了，所以说上面听不到下面的奸佞了。按这说法，直躬是被杀了的。按《吕氏春秋》的说法，楚王“乃不诛”，没有杀他。《吕氏春秋》补充了“信且孝”的说法，才能让直躬免于一死。直躬在临死之前，是否还会那么冷静地说出那样的话，楚王是否来得及赦免他，也都存在疑问。韩非讲“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显然是韩非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批评楚令尹的，同时也是在维护集权制度上批评儒家重血缘的伦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