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李密不愿为官,写《陈情表》上书曰:“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臣无祖母,无以至今;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说自己是老祖母抚养长大的,现在老祖母老了,需要自己在身边孝顺、赡养。
三国的徐庶,长坂之战时,母亲被曹军抓获,于是徐庶北投曹操。
宋朱寿昌,年七岁,生母刘氏,为嫡母所妒,出嫁。母子不相见者五十年。神宗朝,弃官入秦,与家人决,誓不见母不复还。后行次同州,得之,时母年七十余矣。
庾黔娄,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
这些都是在忠孝两难之时选择孝的例子。
楼上的例子很有代表性,我再补充一下赵苞是东汉末年的辽西太守。就职的第二年,他派人把母亲和妻儿接到任上。路过柳城(今朝阳县)时,遇上鲜卑人入塞抄掠,赵苞的母亲和妻儿被劫。鲜卑人把她们当作人质,来进攻郡城。赵苞率兵接战,鲜卑人把他的母亲推到阵前。这时,赵苞该怎么办? 在古代,“孝”的地位数一数二,陷父母于危境,是不能考虑的事情。类似的难题也经常发生,尽管都不如赵苞的处境那样极端。君权与父权,忠与孝,家与国,难道是天生的冤家?楚国直躬的父亲偷别人的羊,直躬去告发,孔子认为这样不是正直,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算正直。强调君权的韩非子则不认同孔子的观点,他看到了孝与忠的不可调和,说:“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而“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后世则有人说,在家为慈父孝子,在国必为贪官污吏。该怎样协调这些关系呢? 春秋时,家高于国。著名的管仲一打仗就当逃兵,这样的行为却能得到原谅,因为按鲍叔的解释,管仲不是胆怯,而是家有老母。伍子胥过昭关,借吴兵伐父母之邦以报私仇,当时的人觉得他是正当的,司马迁还赞扬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 秦汉以后,天平越来越往君权一边倾斜。“忠”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忠”的意义广泛,后来只指对皇帝及其家族的忠诚;以前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包含双方的义务关系,后来变成单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2002年8月2日上午,贵溪市白田姚家村委会村民汪某上门到贵溪市公安局求助,请公安局领导指派施华山前往解救其于1997年3月份被拐卖的女儿。而此时施华山正在医院病床前陪护病重的八十高龄的母亲,当接到领导指派其前往福建解救妇女的指示后,他顾不上叮嘱家人只和母亲简单话别后便匆匆启程南下广东。 8月5日,施华山一行人中途七转八转车终于赶到普宁市,在此之前,施华山找到揭阳市公安局主管刑侦副局长林伟雄,请求派人协助,林副局长当即指派了该市刑侦支队几名民警随同协助施华山打拐,在普宁市,施华山根据以往经验,先单独化妆侦察,想方设法找到汪广香所在的制衣厂后,不巧汪因有病被厂方休假,施华山又通过该厂女职工获悉汪的住所,打听到确切地址后,施华山立马折回与当地警方会合,共商解救方案。正在此时,贵溪家中二歌施冬生打来电话告知:母亲于当天中午一时许因抢救无效病故。噩耗传来,未给母亲尽最后孝道的施华山内心非常难过,无奈公务要紧,于是他强忍悲痛在当地警方大力协助下于当天下午3时许将汪广香顺利解救出来,并立即将此讯告知政委傅享林。之后,无奈此地不通火车,一行人途中又多次转车到福州于8月6日上午坐上了福州-北京的特快列车,并于当晚8时在鹰潭下车。 此时此刻,一面是被拐妇女一家团聚,喜极而泣;一面是打拐英雄惊闻母丧,扶棺痛哭。自古忠孝两难全。施华山是全国人民的“打拐英雄”,他的英雄事迹是对祖国尽忠、对人民尽忠、对法律尽忠,这是对其母亲最大的孝。 一时间,“英雄忠孝两难全”的故事在贵溪被传为佳话。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核潜艇奉献一生,三十年没回过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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