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是一九二六年。
南方北伐军的势头是越来越猛了。打的直系吴佩孚、孙传芳,节节败退。
一直猫在东北的张作霖看在眼里,其实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在北方,在北洋系统里,好歹是轮到他称一次老大哥了;忧的是这北伐军可真不好对付,唇亡齿寒的紧迫感袭来,已容不得他继续独善其身了。
北洋统一战线建立了
以“讨赤”为主要议题的军事会议,在沈阳,开了足足三天,张作霖才终于拍了板:谁也别争啦,“援吴”。面儿上那叫一个义盖云天,可肠子里的小算盘,却打的贼精明,盘算着先把直系、鲁系给顶到头里去打头阵,接下来说不定就能玩一个“假途灭虢”,回头来就夺了他们地盘。

他先是任命张宗昌去做“援吴”总司令。接着又去电告吴佩孚,表示要加强“讨赤”合作,……。吴佩孚想都没想,就抛出来一句话,只要“械饷”不要人。心里头怕是早就把张作霖之令堂问候千百遍了。我在头里拼着命,给你挡着北伐军,你倒躲在我屁股后边,惦记起我地盘来了。要是你的人真扛着枪来了,回头再把我一锅烩了,我哭都找不到地儿。
“诗人”张宗昌也有他的道儿,脑瓜虽赶不上吴秀才(吴佩孚中过秀才)转得快,却有附庸风雅的“雅好”,于是就有正在府上帮闲的杨度,给他献策“相主而事”,联络北伐军,夹击孙传芳。喜的张宗昌,眉开眼笑,兴奋地拍打着杨度的肩膀喊,“真不愧是我的张子房啊。”只是一个猝不及防,张学良竟然突然在济南冒了出来,劈头盖脸就追着张宗昌,问他是不是有啥企图。临出门时又转过脸看一眼坐一边的薜子奇,“你去告诉晳子,不要乱出主意,当心他的脑袋。”
十一月十九日,张作霖召开“蔡园会议”。
刚刚吃了败仗,狼狈不堪的孙传芳也赶了过来,说“我们吃麦子的北方人和吃大米的南方人永远合不拢来。”还表示可以不要“地盘”,也要和北伐军势不两立。
语罢。张作霖立马拍着桌子喊,“大丈夫”绝不会乘人之危。言外之意是说,你的地盘我是不会染指的。张宗昌也站出来表态、极为诚恳地表示,自己也不是不讲义气的小人。仿佛当初盛赞杨度为“张子房”,其实是要把这位“伪圣人”置于火上,上大家都加一把柴烤哩。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张宗昌“再接再厉”,力荐张作霖做“安国军”总司令,并以十五省公推的形式渲染出北洋派“共戴一尊”的气氛。
这日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零一日。
张作霖身着大礼服,于香案前行过了跪拜礼,再由秘书长郑谦宣读“告天文”
,待到祭祀仪式结束,安国军总司令也就算正式就
不的,张作霖逃往东北(中途炸死),张学良领导的奉系军阀依旧拥有北洋军阀的一切属性,并与南京国民政府形成相互割据。
而东北易帜事件,标志着最后一个北洋军阀割据政权的消失,我国迎来形式上的统一,至此北洋军阀统治彻底成为历史。
这并不是以是否撤出北京,是否看似客观上的“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作为标志的。而是看是否“主观从法理上消失”作为依据的。
(历史上不少事件,譬如东汉灭亡不等于赤壁之战三国形成;南宋灭亡不等于临安陷落;元廷消失不等于朱元璋进北京……道理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