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观念变得十分清晰的朝代是哪个

中国的天下概念，指被中国皇朝的皇帝主宰，在一定普遍的秩序原则所支配的空间。为天下中心的中国王朝直接支配之地域，被称为“夏”、“华”、“中夏”、“中华”、“中国”等，与周围的“四方”、“夷”等的地域作区别。不过，若这些地域接受中国皇帝主宰的秩序原则，她们就被认可和接纳。
周朝时. 周王在中国的中心统治，而周边的异民族包围华夏的土地。所谓“万邦”，是代表“人民”和“疆土”的关系，异民族的人民包含华夏的人民，华夏疆土中也包含着异民族的土地。周王根据天命，“接受”和“认可”这个“万邦”。
周朝的后期（春秋时代·战国时代）时，周朝的封建诸侯向外发展，对国内和周边地区作政治支配和同化。同时，异民族亦被周封建，成为了诸侯大国。以许多的封建诸侯国共同的文化圈，经济圈形成，把黄河流域作中心的“中国”概念也扩大。《左传》《国语》等历史书，开始使用“天下”一词。
周朝、秦朝支配的地域及政治被一元化合并，作为与现实政治世界对应的地理概念“天下”，也明确发展。秦之统一是“天下之统一”，中国所谓的“统一天下”，也就是中国的扩大。汉朝建立，这个“中国等于天下”的概念被现实的册封关系影响变貌，册封下，将周边诸民族包含在内的“天下”概念形成了。所谓册封，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缔结为君臣关系，根据这个关系，周边国家的统治者统治下的地域，接受中国皇帝主宰的秩序原则。
南北朝时代，中国内部同时出现多个皇帝，天下的政治陷于分裂。
隋朝时代，天下又再一度统一，此时帝国的强盛达到了历代的辉煌，突厥北方的游牧民族尊称隋文帝为圣人可汗，周边的国家源源不断的来帝国朝贡，使得帝国成为了天朝。
唐朝时代的皇帝唐太宗被各个北方游牧民族国家称为“天可汗”。怛罗斯战役，是中华帝国与西方比得上对等实力的伊斯兰帝国阿拔斯王朝的一场交锋，唐朝与以前的秦汉帝国不同，在那时天下概念里，已无像匈奴一样的对等国家存在。
然而到了宋朝的时代，北方出现辽朝、金朝、西夏等强大的王朝，宋朝被压迫之下，与北方的帝国们系结了虚拟性的血缘关系（譬如像宋称兄，辽称弟一样的外交关系）。同时期的高丽等属国，都采取臣属于两王朝的形式，天下完全二分。有空前绝后的支配领域之蒙古帝国·元朝再次统一了中国。不过，在元朝的统治中,政治上有南人（原本南宋的人民，江南的人士）和汉人（原本金朝的人民，华北的人士）之别。此后，明朝以靠近秦汉帝国的理念形式统合“中国”，“天下”之概念大致上和以前的概念同义，不过多了向世界扩张的想法。
明朝末期，发生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儒教思想也发生变化。明末清初，王夫之认为《大学》推崇的“平天下”不过是叙述治国，天下的次元并不通用，因此批评程朱理学。另一方面，明朝的灭亡和原为夷狄的清朝支配中国之现实下，华夷两方的反转也大大地影响了“天下”概念。同时代的顾炎武就叙述，“亡国”不代表“亡天下”，就算作为夷狄的清朝统治者成为皇帝，中华文明的天下也能继续维持。这样，对“天下”概念的讨论和批判增加了。不过，这个时候中华帝国还能成为“天下”的中心。
被视为由中国皇帝主宰的华夷秩序理念，与册封朝贡国来维持外国关系的“天下”概念，于1793年，在英国的外交使节乔治·马戛尔尼被派遣到中国的时候开始变化。乔治·马戛尔尼期盼按照欧洲外交的主权平等主义与清朝缔结贸易条约。不过，清朝的乾隆帝表示中国“地大物博”，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他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不久进入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败北的清朝与英国等国缔结了单边的不平等条约。不过，清朝单方面向民众表示，这是皇帝恩赐各国。于是鸦片战争后，清朝在欧洲各国威胁下，依然打算捉住“天下”的概念。
鸦片战争后，英国与法国不满清朝不变革其外交姿势，于是一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在那个条约内，列明英法是“自主国家”，赋予与中国有同等地位。这个结果，清朝不可能继续按照以前的华夷秩序与欧洲各国进行外交，于是重新设置总理衙门进行对欧洲外交事务。
因为欧洲各国按照主权平等主义形成了近代外交体制，采取对等国外交的形式，令到一向以华夷秩序作准的中华帝国外交体制慢慢崩溃。现实中，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战败，朝鲜从此脱离册封关系，基于册封朝贡的清朝外交秩序告终。“天下”的概念也受到影响，以前的华夷秩序全变貌了。19世纪末期，清朝驻英国大使薛福成将区别中华和夷狄的“华夷隔绝之天下”思想，改变成中华和外国维持对等关系的“中外连属之天下”思想。
历史上极少使用“天下”的概念。因为朝鲜长时期以中国皇朝为天下的中心。但在更古老的时代，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古代朝鲜半岛王朝，特别在高丽的时代，是以朝鲜为独立的天下中心概念。
在朝鲜，佛教、道教、萨满教共存，但是朝鲜的独自天下概念檀君朝鲜神话亦出现。而高丽前期则交替使用中国王朝的年号和高丽独自的年号。高丽王国内自称“朕”，死后赠与庙号，王的命令称为“制”、“诏”等，当时的宫廷的颂歌有“海东天子”、“南蛮北狄自来朝”字眼，金石文雕刻“皇帝诏曰”。天子的特权的祀天也在进行，是首都开城称呼为“皇都”。根据中国的华夷思想，中国王朝皇帝以外的外国君主绝对不容许使用这些称号。
高丽时代的中国“天下”概念，在宋辽、宋金对立形势中维持着，南朝宋和北朝辽、金等帝国皆使用中国“天下”概念形式。可是，高丽理念上倾向南朝的，唯有地理上偏向北朝，所以采纳两朝年号，却将南朝年号放在前头，宋朝称赞高丽为忠实的“小中华”。以后，高丽废除朕的自称、庙号、制、诏的用语，高丽国王自称“不谷”（“谷”指行善之意，所谓不谷是谦恭的自称）。这个时候程朱理学的流入，名分论更繁盛。
李氏朝鲜时代，明朝因册封把国号封为“朝鲜”，与“周朝—箕子朝鲜”关系同样看待“明朝—李氏朝鲜”关系的中华性“天下”概念，明朝阳明学说流行。不过，朝鲜将之思想视为儒教的异端。清朝时期朝鲜接受册封，有识之士将明朝的崇祯年号和清朝年号一同使用。
高丽后期程朱理学的流入，从名分立场来说，对朝鲜为中心的天下概念加以批判；另一方面，程朱理学产生了“小中华”“小华”等的小中华思想。在中国流行而朝鲜视为异端的阳明学下之小中华主义，认为清朝对中国支配是“中国屈服于夷狄的支配”，更加哺育出朝鲜才是正统中华思想的主流。于是乎，朝鲜将中国作为“天下”中心的概念和把朝鲜作为“天下”中心的概念并存。
日本的天下的概念，最早在古坟时代出现。当时，统治者一方面对中国皇朝称臣，一方面在国内又自称大王。不过，根据熊本县的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剑的铭文中，统治者在公元5世纪后期左右对国内自称“治天下大王”。所以认为在那个时期之前，日本国内已经出现“与中国世界不同的独特天下”概念发生的证据。根据《隋书》，7世纪初的大业3年（607年）时，日本倭国国王（原文“俀国王”）给隋炀帝的亲笔信中自称为“日出处天子”的事看来，与中国世界不同的天下概念继续存在着。7世纪中，随住律令制的引进，将中国式的天下概念一同被引入。伴随律令制的特征——公民思想，以“天下公民”的形式进化。到后来发展成王朝国家，平安时代的“天下”概念一时衰微。但镰仓幕府的成立，像是“开创天下”一样，随着武士门第的崛起和社会发展，“天下”与“日本”渐渐成为同义词了。
5世纪时，认为是后期制作而成的江田船山古坟出土铁剑铭文中有“治天下□□□□□大王”字眼，依□□□□□部分“ワカタケル”读音推断，应该是指雄略天皇。雄略天皇发送到中国的国书中自称“倭王武”。可是，他对国内则自称治天下大王，即表明他统治与中国不同的倭国独特天下之大王。这证明当时已经出现“倭国是与中国世界不同的独特天下”的观念。以后的倭王们也世世代代继承治天下大王的称号。以此事为背景，7世纪初，倭国王给隋炀帝的亲笔国书中自称“日出处天子 ”之事便可理解。
此后，8世纪初律令制被引入的时候，中国的天下概念一同引进。在那个时代，天下的意义一般被认为是律令国家支配的范围，范围适合今天日本列岛中的本州、四国、九州等。不过，那时天下概念也包含虾夷等不被直接支配的异民族。与中国王朝的天下思想一样，日本将“天下”中心设定在律令国家中心，以天皇为主宰的秩序波及之范围，周围则是与“夷”对应的异民族，充满小中华主义性色彩。“天下”概念随住律令国家的崩溃，日本朝住王朝国家·中世纪国家的发展下慢慢薄弱。
九条兼实的日记《玉叶》中，描述源赖朝创立幕府时，称为“开创天下”。这天下概念承自上述律令制的天下概念，开创出新的国家、法制、秩序。可是就算源赖朝有成为王者的意识，但这时期的天下概念至今还没克服天皇对王朝的支配，对天下的主宰者天皇被寄予期待的事例还多。根据义堂周信的日记《空华日用工夫集》，足利义满跟义堂周信的讨论中，屡次将自己政治对象“天下”、“天下人”作为话题。室町时代，人们慢慢意识将军是天下的主宰的思想。但，足利义满也研究“日本国王等于治天”的思想为自己定位，在那时的“天下人”概念，至今还是过渡期。支撑天下概念的室町幕府势力渐弱，于是社会出现以下犯上的乱像。不久，有实力的地方诸侯据地称雄，像安土桃山时代的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他们认为自己控制之地域就是天下。接着，作为新秩序的统一者“天下人”概念登场，天下人意思是“天下一统”(这个用语出自日本南北朝时代）。这样，现实的“天下”地理概念明确化，大致上为今天的日本列岛的领域。近代，江户时代的江户幕府将概念定位为“天下人等于将军”、“天下的朝廷等于幕府法”，与原来“地方性的朝廷等于藩法”概念形成二元式社会，成立了幕藩体制国家。对外关系，继续采用华夷秩序，发布锁国政策，以此政策固定以日本列岛为中心的“天下”概念。如前所述，越南的“天下”概念在13世纪随着蒙古军被击退，国威发扬后被确认。陈朝的《大越史记》中，将秦汉时代视为越南最初的正统王朝年，这个“天下”概念的对象地域就是位处广东和越南北部的南越国。作为这个“天下”概念的实例，1428年，大越从明朝独立的时候，代表这个时代的文人的阮廌描述“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明显地，越南的“天下”和中国的“天下”并列。在这样的“天下”概念下，以前的佛教、道教的神明，和越南的神明同被尊重，对外战争胜利后，每每对越南的神明加封。这个事例中，皇帝在越南的“天下”概念中与越南神明思想融合，表现着从民族的信仰支撑“天下”概念。15世纪末左右，“天下”概念开始发生若干的变化。本在越南的正史中的南越国渐渐被除名，而基于口传的越南神话中之泾阳王姜禄续（炎帝神农氏的后裔）、雒龙君雒崇缆 （传说中越南人的始祖）等被纳入正史。以及为越南作一体考虑，将中国领土内的岭南地方为“天下”概念之思想衰退，18世纪末，南越国在越南正史中正式除名。以后，越南北南二分，南方由后黎朝和郑朝统治，北方由莫朝和阮朝统治。这时候的“天下”是指黎朝的皇帝统治下地区为中心的世界。19世纪阮朝成立，对中国报称国号为“越南”。但是自称国号为“大南”，与中华世界作区别的越南天下领域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