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人具有甘于淡泊、活得自在的品性？

一些自命清高的人！

陶渊明、杜甫、鲁迅、李白、庄子……

陶渊明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他不仅诗文非常有名，而且他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也同样很有名。

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是中国最早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朝代更迭，社会动荡，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公元405年秋天，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他的上司派来一名官员来视察，这位官员是一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县的地界，就派人叫县令来拜见他。

陶渊明得到消息，虽然心里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只得马上动身。不料他的秘书拦住陶渊明说：“参见这位官员要十分注意小节，衣服要穿得整齐，态度要谦恭，不然的话，他会在上司面前说你的坏话。”

一向正直清高的陶渊明再也忍不住了，他长叹一声说：“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因为五斗米的官饷，向这样差劲的人折腰。”他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离开了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县令职位，从此再也没有做过官。

从官场退隐后的陶渊明，在自己的家乡开荒种田，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在田园生活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写下了许多优美的田园诗歌。他写农家人生活的悠然自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写自己劳动的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也写农人劳作的甘苦：“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

然而，田园生活既是美好的，也是十分艰辛的，不劳作就没有收获，遇到天灾人祸，即使劳作也是一无所获。晚年的陶渊明生活贫困，特别是一场大火把他的全部家当毁于一旦之后，全家人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到六十三岁时，陶渊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陶渊明的最大成就，在于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基础，以自己卓越的诗歌才华，极大地丰富了农事和田园题材的创作。以前诗中罕见的桑、麻、鸡、狗等平凡事物，一经他写入诗中，无不生趣盎然；而他描写大自然的亲切，常常能激起人们的无限向往。

除诗之外，他还给后人留下不少精美的散文，其中最著名的有《桃花源诗并记》等。在这篇作品中，作者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在那里没有动乱，没有朝代变更，没有国家君臣，没有徭役赋税，百姓过着丰足、与世无争的美好生活。作者以优美的语言，使这篇作品产生了永久的魅力，以至后世人们一直把这种空想的社会称作“桃花源”。

官场中少了一位官僚，文坛上多了一位文学家。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不附势趋炎的写照。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人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气节去换取某种物质利益，也常常说“不为五斗米折腰”。

庄子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 秋水》）
庄子此时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前面是清波粼粼的濮水以及水中从容不迫的游鱼，背后则是楚国的官位——两者巨大的差距使这道选择题看起来十分容易。但是大概楚威王也知道庄子的脾气，所以用了一个“累”字，只是庄子要不要这种“累”？多少人在这种“累”中体味到权力给人的充实感和成就感？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庄子持竿不顾。
濮水的清波吸引了他，他无暇回头看身后的权势。他那么不经意地推掉了在俗人看来千载难逢的发达机遇。他把这看成了无聊的打扰。他只问了两位衣着锦绣的大夫一个似乎毫不相关的问题：楚国水田里的乌龟，它们是愿意到楚王那里，让楚王用精致的竹箱装着它，用丝绸的巾饰覆盖它，珍藏在宗庙里，用死来换取“留骨而贵”呢，还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活着呢？两位大夫此时倒很有一点正常人的心智，回答说：宁愿拖着尾巴在泥水中活着。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这个故事，即便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至少是庄子的心灵真实的反映。它体现了庄子超凡脱俗的大智慧中生长出来的清洁的精神，又由这种清洁的精神滋养出拒绝诱惑的惊人内力。庄子的这种坚持，让我们知道精神可以达到的高度，更提醒我们：精神是有贞操的。事实上，庄子的行为，确实使一代代“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在取得世俗的成功的同时，内心里总存有秘而不宣的羞耻感。

周恩来

周恩来的一生，是坦荡无私，淡泊名利，一心为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首先，是一心为公，淡泊名利。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时，尽管大家由于折服其才能而推荐他做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但他执意不肯，而强调毛泽东的经验、长处，坚持重新任命毛泽东为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他作为 “三人团”成员之一，在全力支持毛泽东的同时，主动承担责任，自我批评，避免会议可能出现的僵局，确保会议成功。会后，他作为“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自觉地退居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确保毛泽东在党内军队的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其次，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周恩来认为“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在中国革命的复杂环境中，处在党内斗争漩涡之中的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总是忍辱负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各种误解，甚至是恶意中伤，他报以忍受和缄默，竭力维系党的团结统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他组织实施反冒进受到错误批评时，尽管心情很沉闷，但仍然努力忘却所受的屈辱，带领周围同志团结奋斗，勤奋工作，以尽量减少思想路线的失误带来的损失。三年困难时期上下交困，怨言颇多，为顾全大局，即使有些问题不是他的责任，他也毫无怨言地主动承担起来，以求大家向前看。“文化大革命”中，尽管他自己处境十分艰难，仍然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博大胸怀。他一方面以血肉之躯挺身抗击，力挽狂澜；另一方面又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苦苦周旋，苦撑危局，以维护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第三，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曾说过“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服务而死”，这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对他一生最好评价。为了民族的解放，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临危不惧，处险从容。为了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几十年如一日，日理万机，三更未眠五更起，紧张、不知疲倦在工作。1972年，身患癌症的他仍抱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古稀之年，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常常连续工作几个昼夜，累了只能扶着椅子歇歇，生怕“一坐下就会睡着”！1976年，弥留之际的他从昏迷中醒来，便对医生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呢？快去照顾其他同志要紧，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他投身革命的大半个世纪里，倾心血于人民，尽赤胆于祖国，唯独没有自己。他真正地成为世人钦羡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总之，周恩来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完美统一，是共产党人理想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永恒的价值。

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天下闻名，但她既不求名也不求利。她一生获得各种奖金10次，各种奖章16枚，各种名誉头衔107个，却全不在意。有一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做客，忽然看见她的小女儿正在玩英国皇家学会刚刚颁发给她的金质奖章，于是惊讶地说“居里夫人，得到一枚英国皇家学会的奖章，是极高的荣誉，你怎么能给孩子玩呢?”居里夫人笑了笑说：“我是想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看得太重，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陶渊明就是典型的代表

我

李白
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