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

　　
　　自清代西洋画家入聘宫延画师之后，时世便形成端倪，清末改良主义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思想启迪；“五四”先驱陈独秀的火花扇起；徐悲鸿、林凤眠，刘海粟等人的迷洋学西，继之第二代人物李若禅、朱屺瞻、李可染、关良、吴冠中等无一不是学习西洋画出身的高手。
　　于是乎，扛鼎中国画美术界大旗的宗师级人物几乎都成为了先学西画后从中国画的“异化分子”。
　　喜乎？悲乎？
　　当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之后，又一股出国留洋之风盛行，他们再次成为迷洋学西的第三代人物：陈逸飞、陈丹青等。
　　第三代美术人与前辈迷洋者有所不同，前辈者或爱国济画，或教育救国，或师承传学，总之都属沿传者的产物而已。
　　第三代美术人陈逸飞、陈丹青之“海上双陈，”一位从美术中分离出来，进入了服装、刊物、广告、影视，诸多领域，倡导“大美术、大视觉”。
　　一位是：辞去清华美院教授一职，矛头直击“当代教育”，有点像21世纪梁启超式的人物陈丹青，呼吁着“纯美术”本位思想的生存。
　　他们在试图着美术人美术之外的扩张。
　　近日，从陈丹青关博之事情来看，虽是小事，但也足以透射出第三代海归美术人之特性，及是具有其理性的、自私的、商业的、时代的四大特征。
　　显而易见，“与时俱进”、“笔墨当随时代”的古今言训，正在当今时代分秒中变迁，中国近代美术史是否会续写从“变异”向“变迁”的历史演变。
　　纵横历史，汇中融西，似乎早已成为了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界普遍承认的法则，试问，我们的美术教育体制在哪里？
　　——摘自 孙光：试论西方艺术对中国美术教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