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师表是诸葛亮写的吗？

较多历史学家认为《后出师表》非诸葛亮所做，因为，诸葛亮写的《出师表》（或称《前出师表》）写的十分恳切，在第一次北伐曹魏失败后，诸葛亮自己也承担起责任，自贬三级。然而《后出师表》的语气写的好像是为自己的战争失败做狡辩的，说了很多理由，姑且不论对错，它不符合诸葛亮的风格。诸葛亮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不会说诸如“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这类逃避责任的话．最有可能是晋朝人所作。

《后出师表》所说的很多事情与史实不合。比如，它列数曹操的几次失利，如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除南阳、乌巢、潼关几次遇险史书有记载，另几次都没有确切依据。又比如，《后表》说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连年不征不战，坐使孙策据有江东，这和史书记载的情形也不合。这或者可以解释为史书缺载或误载，或诸葛亮误记，但有一件事却不可能误记，即赵云之死。赵云是建兴七年(229)死的，他在第一次北伐中虽然失利，但未大败，更不至于丧生，他还被贬为镇军将军，这是退军以后的事。这是《三国志•赵云传》和注引《云别传》明确记载的。但上于建兴六年(228)十一月的《后表》却说赵云和另外七十多名战将都已经死了。这个明显的漏洞很难作别的解释。

更主要的是，《后出师表》的行文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表》是上给后主的。诸葛亮这时尽管揽蜀汉大权于一身，他也清楚地知道后主窝囊无能，但后主毕竟是他的君主，而且他受刘备临终之重托，因此，他对后主一向是恭谨的，虽时时苦心劝谏，但措辞总是诚恳委婉，《前出师表》就是这样。不像这篇《后表》，开头就直说后主无能，当面指问：“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这不是臣下对君主的口气，更不像诸葛亮说的话。 诸葛亮一向有胆略，有抱负，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未出茅庐，他就自比管仲、乐毅，刘备请他出山，正是势单力孤，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在这时为刘备画出了据荆州、取益州，以成帝业的宏伟蓝图。就在上《后出师表》的同一年，他上《前出师表》，先主崩殂，益州疲弊，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但他仍相信，只要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而他率军北伐，也有决心“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不到一年，在《后出师表》中，这一切全不见了，消沉、沮丧，列举的六条不解，都是对北伐缺乏信心。“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亡，孰与伐之?”北伐全然是无可奈何的。“凡事如是，难可逆料”，只有尽力而为，“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对前途悲观渺茫。这不是《前出师表》中那个诸葛亮的精神状态。

《后出师表》的作者史学界有争议．不过较多历史学家认为《后出师表》非诸葛亮所做，我个人也认为《后出师表》为后人假托的．这很明显，诸葛亮写的《出师表》（或称《前出师表》）写的十分恳切，在第一次北伐曹魏失败后，诸葛亮自己也承担起责任，自贬三级．然而《后出师表》的语气写的好像是为自己的战争失败做狡辩的，说了很多理由，姑且不论对错，它不符合诸葛亮的风格．诸葛亮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不会说诸如”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这类逃避责任的话．我觉得最有可能是晋朝人所作．当然这个人写《后出师表》时，陈寿已经去世，因为陈寿的《三国志》里都没有提到《后出师表》，但有提到诸葛亮所做的《出师表》（或称《前出师表》）．
总之一句话，《后出师表》作者现在已无从考证，但不会是诸葛亮.

东晋的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当然认为它是可靠的。但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 》引这篇《表》时却注明：“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他持论谨慎，不言其非，也不言其是，不过，他客观记述的情况，却能启发人们去怀疑《后表》的真伪。所以，清人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中就怀疑《后表》是后人伪撰的，他认为，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欠考虑，陈寿《三国志》不载此文“极有卓见”。

近年有人提出，《后出师表》应是诸葛亮所写。因为张俨与诸葛亮同时稍后，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人伪撰，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把它收进《默记》。至于陈寿，因为不敢犯司马氏之讳，所以不敢把骂他们为魏贼的《后出师表》收入《三国志》本文。

但较多的人恐怕还是认为《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之手。比较而言，这一种意见理由充分一些。

《后出师表》所说的很多事情与史实不合。比如，它列数曹操的几次失利，如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除南阳、乌巢、潼关几次遇险史书有记载，另几次都没有确切依据。又比如，《后表》说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连年不征不战，坐使孙策据有江东，这和史书记载的情形也不合。

这或者可以解释为史书缺载或误载，或诸葛亮误记，但有一件事却不可能误记，即赵云之死。赵云是建兴七年(229)死的，他在第一次北伐中虽然失利，但未大败，更不至于丧生，他还被贬为镇军将军，这是退军以后的事。这是《三国志·赵云传》和注引《云别传》明确记载的。但上于建兴六年(228)十一月的《后表》却说赵云和另外七十多名战将都已经死了。这个明显的漏洞很难作别的解释。

更主要的是，《后出师表》的行文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表》是上给后主的。诸葛亮这时尽管揽蜀汉大权于一身，他也清楚地知道后主窝囊无能，但后主毕竟是他的君主，而且他受刘备临终之重托，因此，他对后主一向是恭谨的，虽时时苦心劝谏，但措辞总是诚恳委婉，《前出师表》就是这样。不像这篇《后表》，开头就直说后主无能，当面指问：“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这不是臣下对君主的口气，更不像诸葛亮说的话。

余羁旅渝城，行箧中史籍仅存《三国志》一部。《文史杂志》编者卢逮曾先生征文
于余，不特考证之文无从着手，即泛论之词亦难下笔。盖引书而不检原书，不可示人也。
促之不已，姑乞灵于《三国志》以塞责，读者谅之。
世传诸葛孔明《后出师表》，末有句云：
“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此真忠臣谋国之典型，足以仪训百世者也！然其下又云：
“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是则可怪矣。夫葛公出师，北向秦陇，固争其必胜者也。先定南中，而后北进，内
整军民，外联胡越，而后举事，将以为成算可操也。时后主朝中，不无滋疑之人，以为
以一州之地未可败大敌者，故《前出师表》中谆谆命之，其辞云：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
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
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帝之灵。”
此之自信为何如？其昭示其自信者又何如？“谨慎”者作此言，其有把握又何如？
大凡负荷世业之人，决非认前途为漆黑之辈，事出无奈，无精打采，自不信矣，何以信
人？信以成功，疑以招败，古今通例也。若葛公以为当时之力未足以克敌，则当益储实
力，以待来年，决不漫然出兵，又漫然作此语。若葛公以为当时之力足以克敌，此言更
何为者？历观建立世功者，必有其见识，亦必有其自信，人以为冒险，彼知其必克，今
观后出师表，全篇充满文人做事之心理，若果决而实忧疑，若奋发而实不振，其文辞固
与《前出师表》断然两途，其用思尤嫌冰炭。今试问《后出师表》之言为谁发之？为将
士欤？此足以隳三军之气勇者也。为朝臣欤？则朝臣已有贪苟安者矣，此固葛相力求克
服之者，岂容反而助之？为后主欤？则后主庸君，原无庙算，葛公谆谆然命之者，“亲
贤臣，远小人……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
遗诏”也，岂容滋长其疑于大计乎？《后出师表》之六不解，虽不可曰“败北主义”，
终不免于“不必胜”论，求之于史，颇似殷浩庚亮之心境，即桓玄子亦劣不至此，更安
所论于我汉家三炎之危相哉？
故世人于此文疑之久矣，而信者亦不乏人。其疑之者，以为此文与葛公他文皆不类，
心境亦不同，而赵云卒年尤与史不合也。其信之者，爱其文辞，谅其居心之苦，且觉其
称道时事与当时情景适合也。身边无一书可查，亦不必查，《三国志》一书之资料足以
证之矣。余于辩章两造之前，先察此文之出处。
此表之来源裴松之云：“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原载《文史杂志》第一卷
第八期，1941年7月16日，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传为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说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引咎责躬，厉兵讲武，当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之时，他上此表请求再次伐魏。因为他第一次北伐时有一篇《出师表》，因此这一次的被称为《后出师表》。�这篇《后出师表》是否为诸葛亮所写?历来看法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