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起源与发展

：“国画”在20世纪的诞生
水天中在《“中国画”名称的产生和变化》一文中指出，“把我们民族的绘画叫做‘中国画’，是近百年内才出现的事。” 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至少在明末，随着传教士将油画艺术带到中国之后，将这种“西洋画”与本土的中国绘画（被称为“吾国画”、“中国之画”、“中国画”等）对应比较的风气，就在中原大地上悄然兴起了。如明末姜绍书《无声诗史》中对中西绘画进行的简单的比较，惊叹于西洋绘画的严谨的造型，称“中国画工无由措手 ”；崇祯八年（1635）年，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亦称此为“中国画绘事所不及”。这种简单的类比直到20世纪初的各类笔记、文献中依然比比皆是，“中国画”的称谓也逐渐被普遍接受。然而，这时的“中国画”从概念的外延上依然比后来的“国画”要大的多，可以认为基本上就是用来指代中国历代绘画的一个总称。蔡元培1918年4月15日在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开学式上的演说中明确指出：“中国画与书法为缘，西洋画与雕刻为缘。” 尽管有一种附和“中西二分”的对比之风尚的嫌疑，但可以认为，如此体系性的认识是建筑于对中国绘画史的总体面貌的把握和理解之上的。但根据笔者的调研，直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之前，没有任何资料支持“国画”这一概念已产生或应用。
1、1919年：“国画”的第一次诞生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年，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运动的争论肇始于思想氛围活跃的北京大学。一时间，在“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等等对这场运动庸俗化的曲解之下，“国”字风靡一时，许多“中国有，外国没有”的东西，被创造性地与“国”字这个定语联系到了一起。国乐、国医、国菜等等概念相继问世，肩负着民族国家文化复兴使命的“国画”概念也在这一阶段应运而生。如1923年成立的广东癸亥合作社（1925年改称国画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国画，振兴美术 ”，1926年苏州成立“国画学社”等等，都是比较早的“国画”的记载。尽管遗憾的是我们已无法追查到“国画”概念的始作俑者，但根据当时著名的文人何炳松、郑振铎等人对这样一种“言必称‘国’”的社会风气的记载，我们可以不难看到“国画”概念产生的必然、盲目与急切。如1923年1月顾实指出：“迩来国家观念普及于人，……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复触目皆是。” 而1923年癸亥合作社的立案呈文中更是明确宣告：“国画关系一国之文化，与山川人物、历史风俗，同为表示一国特性之征。” 可见，“国画”概念产生的背后动力也是“国家观念”的普及。在强劲的西风吹袭之下，“Painting”终于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找到了它的被制造出来的对应物，从而，“国画”这一概念初次诞生了。
但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一时期所说的“国画”，从外延上更接近于此前使用的“中国画”，与今天的所说的“国画”仍然有很大不同。在发表于1926年11月12日《一般》上的《国画漫谈》一文中，同光（署名）写道：
年月日，我说不清，总之有所谓“国画”在中国学校中成为一种科目之日起，“洋画”也和其他科学一样，为中国人士所学习并且被欢迎起来了，因此“国画”之名，遂应运而生。原这名之所由立，本系别于“洋画”而言，譬如有洋货而后又国货之名，由洋文而后有国文之名，初固无轩轾于其间也。
可见，在“国画”概念产生初期，除了平添了一些浓郁的民族色彩而外，这个概念的所指基本上与“中国画”是等同的，史实也表明1920-1940年代中，“ 国画”与“中国画”两个概念在美术界认识内部往往都没有明确的界定，1931年成立的上海“中国画会”的出版物名为《国画月刊》即是一例，当然，也有诸如潘天寿等“传统型”画家坚持使用“中国画”这一名称。但尽管是作为“国故”即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份登场，但毕竟在西方艺术大潮的冲击之下“国画”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Painting”这样一个代表油画的英文对等名称。从而，在“艺术”这样一个来自于西方的新视角下，传统中国绘画的面貌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误读与西化。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命名的暧昧性，宣告了中国绘画在1920年代以后将要继续面临着被动而痛苦的发展之路。
中国画，起源古，象形字，奠基础；文与画，在当初，无歧异，本一途。
我国夙有书画同源之说，有人认为伏羲画卦、苍颉造字，是为书画之先河。文字与画图初无歧异之分

中国绘画的历史要比书法的历史长，广义上讲中国画是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的，而这方面的资料就很多了，具体到现在讲的中国画，那应该是毛笔和宣纸的时代了，这里面则更改多体现儒家文化的底蕴。中国画从其内容和画法上都体现着传统士大夫的为人处事之道，一直影响到今天。而在世界文化不断交流的今天，新的观念，新的方法，让人们对中国画的认识和感悟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其社会地位和用途也在逐渐变化。中国画的发展和中国人认识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从这方面展开深入的思考。

中国绘画的起源
中国画，起源古，象形字，奠基础；文与画，在当初，通一.
我国夙有书画同源之说，有人认为伏羲画卦、苍颉造字，是为书画之先河。文字与画图初无歧异之分！………
中国画

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种类。从美术史的角度讲，民国以前的国画都统称为古画。中国画在古代无确定名称，一般称之为丹青，主要指的是画在绢、宣纸、帛上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近现代以来为区别于西方输入的油画（又称西洋画）等外国绘画而称之为中国画，简称“国画”。它是用中国所独有的毛笔、水墨和颜料，依照长期形成的表现形式及艺术法则而创作出的绘画。中国画按其使用材料和表现方法，又可细分为水墨画、重彩、浅绛、工笔、写意、白描等；按其题材又有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等。中国画的画幅形式较为多样，横向展开的有长卷（又称手卷）、横披，纵向展开的有条幅、中堂，盈尺大小的有册页、斗方，画在扇面上面的有折扇、团扇等。中国画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创作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

历史发展
中国画历史悠久，远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画在丝织品上的绘画——帛画，这之前又有原始岩画和彩陶画。这些早期绘画奠定了后世中国画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基础。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由稳定统一到分裂的急剧变化，域外文化的输入与本土文化所产生的撞击及融合，使这时的绘画形成以宗教绘画为主的局面，描绘本土历史人物、取材文学作品亦占一定比例，山水画、花鸟画亦在此时萌芽，同时对绘画自觉地进行理论上的把握，并提出品评标准。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绘画也随之呈现出全面繁荣的局面。山水画、花鸟画已发展成熟 ，宗教画达到了顶峰，并出现了世俗化倾向；人物画以表现贵族生活为主，并出现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造型。五代两宋又进一步成熟和更加繁荣，人物画已转入描绘世俗生活，宗教画渐趋衰退，山水画、花鸟画跃居画坛主流。而文人画的出现及其在后世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方法。元、明、清三代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得到突出发展，文人画成为中国画的主流，但其末流则走向因袭模仿 ，距离时代和生活愈去愈远。中国画自19世纪末以后在近百年引入西方美术的表现形式与艺术观念以及继承民族绘画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出现了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不断改革创新的局面。
19世纪以后，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商业、文化发达的上海、北京（含天津）、广州等中心城市，汇聚了一大批画家，即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画家群，如任颐、虚谷、吴昌硕、黄宾虹、刘海粟、潘天寿、朱瞻、张大千、傅抱石、钱松喦、陆俨少等人；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画家群，如齐白石、陈师曾、金城、陈半丁、王雪涛、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等；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画家群，如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赵少昂、关山月、黄君璧等人。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更迭，上述地区的画家亦有流动，如抗日战争时许多画家来到西南地区，1949年后又有许多画家如张大千、黄君璧、赵少昂等人移居国外和港台地区。今全国大多数省市成立了画院，在3个中心之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中心 ，画家队伍空前扩大。
在现代中国画家中，许多画家继承并坚持传统绘画的基本模式，他们或以模仿、传承前代画家技巧、风范为原则，或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力图变革，在保存、发展传统的同时，形成自己的风格。前者有金城、顾麟士等人，后者以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人为代表。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西方美术的大量引入和反封建斗争的深入，改革中国画成为新的时代潮流。以留学日本、欧美的高剑父、高奇峰、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为代表，倡导将西方美术的写实及近代西方美术的创作观念与传统的中国画像融合，走出了一条改革、创新中国画的新路子，使传统的中国画焕发了新的生机。其中高剑父、高奇峰等岭南画派画家，提倡折衷中外，融合古今，将日本画法与传统的撞水、撞粉法和没骨法相糅合，创造出了一种雄劲奔放、具有时代感的新风格。徐悲鸿将西方绘画的写实手法融入传统的笔墨之中，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性。林风眠则调和中西，并汲取民间美术的质朴与刚健，形成了自己意境深邃，形式新颖的独特风格。另外，陈之佛将中外装饰艺术中的色彩融入工笔花鸟画的创作，张大千借鉴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某些手法，创出泼彩画法；李可染受西方画写生的启发，直接对景写生对景创作；吴冠中用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和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观念等表现中国画传统的诗情与境界等等，均取得了重要成就。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画由过去士大夫和贵族娱乐自赏的贵族艺术转向为“民众的艺术”，由过去的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使中国画在题材内容上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画家们将视角投向社会现实，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特征的优秀作品。
20世纪20～30年代，画家们对中国 画的革新与发展，展开了论争。如康有为提出“以复古为革新”、“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主张；徐悲鸿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刘海粟提出要“发展东方固有的美术，研究西方艺术的精英”；林风眠主张“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陈师曾对文人画的特质和意义作了肯定分析和回答；林纾则反对革新，号召人们鄙弃“外洋新学”，唯以“古意为宗”；金城则极力主张：“宣圣明训，不率不忘，衍由旧章。”40年代末和50年代，人们围绕着素描是否可作为中国画造型的基础，以及如何看待笔墨技巧、看待各种新国画等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80年代中期，又围绕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革新中国画以适应时代的审美需要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编辑本段20世纪中国画的创新与继承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高举起了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大旗。在美术领域，主张革新的美术家们纷纷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号召，通过变革传统中国画来创造新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美术。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一部分美术家积极引进西方美术的写生，写实方法，在世纪初形成了学习西方绘画，兴办美术学校的热潮。“写实改造中国画”，主要针对明清时期文人墨画模拟古人笔法，缺少新的创造而进行变革。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写实风格画家与古代画家作品的比较中，可以部分了解这种变革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