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闭关锁国”了多久？

明朝在明成祖至明宣宗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后，实施海禁，并在北方修建明长城，是明朝锁国的象征。

清代实行了“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政策的观点源于当时试图向中国推销其商品（特别是鸦片）的英国商人，马克思曾在他的文章中接受了这一观点。

后来这一观点于20世纪50年代纳入了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写入了教科书，并且形成了一个观点认为“清代闭关锁国”。从相关政策执行中实际的微观行为和宏观效果上看，同样不是。

另外，明清两代，明朝虽然在明前期至隆庆开关时期近乎全面海禁，但仍然在隆庆开关时开放了漳州月港一处口岸。明代禁海时期约占75%，开海时期约占25%。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禁海时期约占15%，开海时期约占85%。

扩展资料

中国传统思维的一大困境在于对所处的环境认知不足。因此，清朝人始终有“制度已经天衣无缝”的守成想法，有“变革既异端”的荒唐理论。

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引进超出历史学研究的范围，且无法切实考证，但我们能看到的事实是从乾隆年间开始，中国进入一段时间并不算太长的封闭时间，因为很快关上的国门就被英国人的大炮给轰开了。

的确，比之中国人自古以来驰骋海洋的壮举而言，乾-嘉-道年间的闭关锁国只是短暂而急促的停顿，若是放之于东亚地域史而言，这个停顿可能无足轻重，然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已无东亚地域史，中国面对的是世界的挑战，中国已经置身世界史。

这段时间的闭关锁国对国家命运的发展而言是致命的，却又不是绝对的，经典的例子自然是日本。糟糕的是闭关锁国是建立在一种更深层次的思想问题上，因此才顽固到即将亡国绝种仍然死不悔改的荒唐地步。

而高中历史只能从政治体制，从经济角度，从文化传统，从对外关系，对世界发展的趋势去解释闭关锁国及文明的碰撞。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闭关锁国

中国是从18世纪到鸦片战争这段时间开始闭关锁国。
清朝对外实行闭关政策，是封建经济的产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彼此隔绝，在政治上自然产生闭关自守。乾隆帝在其《敕谕英吉利国王书》中说：“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闭塞的封建自然经济，自然没有交往贸易的必要，清统治者反而以此骄人，夜郎自大。英国人也觉察到这一点，他们说：“在必需品上——虽然不是奢侈品上——可以自给，因此中国政府绝对不重视对外贸易，认为可以随意限制对外贸易。”
此外，满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防范甚严，他们惧怕外国人支持汉人反抗清朝的活动。乾隆帝曾说：“民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所以清政府一再严申“华夷之别甚严”，“从不许外籍人等稍有越境掺杂”。清政府制订各种“防范夷人章程”，目的是要隔绝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任何交往。同时，清政府对出洋贸易的中国人也有种种严格限制，无论船只的大小，来往日期，贸易货物及其数量种类，均规定甚严。
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构筑了隔绝中外的一道堤墙，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阻碍作用。由于对出海贸易横加限制，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人民与世界潮流隔绝，不明世界大势，而清统治者更是闭目塞听，其结果正如魏源所说：“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位，莫悉其离合。”
1840年，英国侵略者终于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限制和禁止对外交通、贸易的政策。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外商来华贸易须通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商人，活动限于指定范围，进口货征收高税额，出口货限制品种和数量。它是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清朝政府在对外关系中所执行的控制贸易及隔绝与外国交往的政策。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盲目的排斥外来东西，没有好好与外界沟通，选择了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最终导致自己的落后。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经济上难以追上世界的潮流。因此，我们必须要将自己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联系，了解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吸收外来先进思想、技术来不断的提高自我，不要被这个社会所淘汰。

严格来说是1757年开始闭关锁国的,到1842年闭关锁国政策瓦解。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两百多年来，乾隆的这道圣旨一直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那么，当时正值鼎盛时期的大清帝国，为何会有这种举动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防范郑成功反攻，清朝实行海禁政策 　 原来早在明朝败亡后，郑成功等政治势力一直矢志反清复明，并长期依靠海上力量与清朝周旋。据史料记载，一些西方人士曾直接参与南明政权与清朝的军事斗争；而郑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请求过援助。因此，自清朝立国以来，就一直厉行闭关政策，只不过在乾隆之前，其主要意图是隔绝大陆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的交往，并防范新的反清力量集聚海上。 　 1655年6月，在闽浙总督的建议下，清政府严令禁止官民擅自出海贸易，违者按通敌罪论处。如果有人胆敢出洋将违禁货物贩往外国，或“潜通海贼(即郑成功)”，都将交给刑部治罪。人们即使将船只租售给洋人，也属重罪。 　 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清政府认为郑成功能够多次在沿海袭击清军，就是因为沿海人民支持和接济了他。为了断绝沿海居民与郑成功的联系，清廷又连下三道迁界令，将东南沿海的村庄居民全部内迁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不准沿海居民出海。清政府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绸缎和丝棉带出境贸易者，杖一百；若将人口或兵器偷运出境者则处以绞刑。清朝收复台湾后，康熙皇帝在1685年曾一度开放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的窗口。 南巡目睹洋商纷至，乾隆发布锁国命令 　 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工业革命，其海外贸易日益扩张。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与投机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杀华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同时，澳门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经常有洋人犯案，使一向厌恶司法纠纷的清政府不胜其烦。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商人为了填补对华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企图就近购买丝、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热衷于到江南一带巡游。据说当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从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其中竟有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乾隆还亲眼看到，在江浙一带海面上，每天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而这些商船大多携带着武器，他不禁担心宁波会成为第二个澳门。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乾隆断然发布了那道著名的圣旨，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 挑战清朝封关政策，洋商驾船北上告御状 　 就在乾隆闭关锁国的圣旨发布后不久，一起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挑起的讼案，又进一步坚定了乾隆皇帝的决心，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洪任辉事件”。 　 英国人洪任辉，原名詹姆士·弗林特，当时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译。1755年，在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辉带领商船前往宁波试航，希望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当他们抵达宁波港时，受到当地官员的热烈欢迎。更令他们惊喜的是，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很多。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绕开了广州口岸，派船去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两广总督等官员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禁止洋船前往宁波贸易。本就对外商没有好感的乾隆皇帝便通知浙海关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企图通过关税手段让洋商无利可图，使他们不再来宁波贸易。不料英国东印度公司仍不断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颇感无奈的乾隆只好在1757年关闭了宁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
到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被迫开放广、厦、福、宁、上几个通商口岸，闭关锁国政策就此瓦解。

清朝建立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

明朝万历朝由于倭寇长年作乱，开始禁海，从此闭关锁国，大概在1580年左右，到1979年才真正开国,错过四个半世纪的中国人又从新回到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