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生二胎？

增加生育焦虑;改变生育观念;刺激消费，挤压生育养育预算;网络社交和娱乐部分替代生儿育女的效用满足……这些影响机制被一一揭示。

上网的人比不上网的人生育意愿降低约10.5%

《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及相匹配的城市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

该文使用的微观个体数据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公布的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8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根据女性生育年龄的合理性，研究剔除了小于20岁与大于45岁的女性样本，由于男性的生育年龄可以延续至更大岁数，研究保留全部男性样本，成人问卷数据匹配家庭与少儿问卷后得到样本量为10342个。

该研究使用“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两个指标刻画被解释变量，该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个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同时，研究纳入了一系列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研究使用Poisson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研究显示，控制了影响生育意愿的其他因素和内生性问题后，分析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比不使用者的生育意愿降低了约10.5%。

同时，考虑到个体之间存在差异，该研究将互联网使用与一系列虚拟变量(学历、收入、经济水平等)的交互项放入回归，研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居住在经济发达城市、低学历、低收入的互联网使用者生育意愿降幅更加明显。

对此，研究者分析道，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发达城市的互联网使用人群更容易接受新兴观念冲击，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因自身认知水平限制更有可能受到互联网上非主流文化的影响并改变自己的生育观念。

此外，研究还利用2015年10月出台的全面两孩政策这个外生冲击构成的准自然实验来检验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研究将2014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匹配成面板数据，将2014年视为“政策实施之前”，2018年视为“政策实施之后”。其中，2014年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为实验组，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为控制组，利用双重差分方法(DID)对因变量生育意愿进行估计。

结果显示，全面两孩政策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生育意愿，但使用互联网的个体比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受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较小，即互联网使用削弱了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

研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使用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匹配2016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样本构建面板数据，使用2016年“个体互联网使用情况”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生育行为”进行回归。

结果表明，给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使用互联网的个体生孩子的概率比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低4.3%;在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每周上网时间每增加1%，生孩子的概率降低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