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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以抒情的方式，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和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诗歌。

诗体概说

诗体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只就一般的看法，简单地谈谈汉魏六朝和唐宋的诗体。

汉魏六朝诗，一般称为古诗[/rl]，其中包括汉魏乐府古辞、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及这个时期的文人诗。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乐府歌辞是由乐府机关采集，并为它配上乐谱，以便歌唱的。《文心雕龙·乐府》篇说："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乐府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乐府则兼指二者而言。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写的作品，虽然没有配乐，也称为乐府。中唐时白居易等掀起一个新乐府运动，创新题，写时事，因而叫作新乐府。

唐以后的诗体，从格律上看，大致可分为近体诗和古体诗两类。近体诗又叫今体诗，它有一定的格律。古体诗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五言律诗简称五律，限定八句四十字；七言律诗简称七律，限定八句五十六字。超过八句的叫长律，又叫排律。长律一般都是五言诗。只有四句的叫绝句；五绝共二十个字，七绝共二十八个字。绝句可分为律绝和古绝两种。律绝要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不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一般只限於五绝。

“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现代诗的含义：

1.形式是自由的
2.内涵是开放的
3.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古典诗”与“现代诗”的比较：“诗”者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以“思无邪”的诗观，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强调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现代诗”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诗歌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一）诗歌的起源

诗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来源于古代人们的劳动号子和民歌，原是诗与歌的总称。开始诗和歌不分，诗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统称为诗歌。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如，《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西欧的诗歌，由古希腊的荷马、萨福和古罗马的维尔吉、贺拉斯等诗人开启创作之源。

（二）诗歌的特点

诗歌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它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美。

我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这个定义性的说明，概括了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

（三）诗歌的表现手法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

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

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用现代的观点来说，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种：

1．比拟。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比拟就是“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这些在我们前面列举的诗词中，便有许多例证。比拟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就是“拟人化”：以物拟人，或以人拟物。前者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里荡漾。把“云彩”“金柳”都当作人来看待。以人拟物的，如，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把“我的心”比拟为烛光，把我比作灯火。当然，归根结底，实质还是“拟人”。

2．夸张。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好像电影里的“大写”“特写”镜头，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中说到“深千尺”“三千尺”，虽然并非事实真相，但他所塑造的形象，却生动地显示了事物的特征，表达了诗人的激情，读者不但能够接受，而且能信服，很惊喜。然而这种夸张，必须是艺术的、美的，不能过于荒诞，或太实、太俗。如，有一首描写棉花丰收的诗：“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读后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产生不出美的感觉。

3．借代。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它与比拟有相似

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比拟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架起桥梁，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以引发读者的联想。这也就是艾青所说的“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

塑造诗歌形象，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材去描绘画面，还可以运用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素材，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做到有声有色，生动新颖。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用“僧敲月下门”亦可。究竟是“推”还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状，不料毛驴挡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韩愈，当侍卫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贾据实相告，韩沉吟良久，说还是用敲字较好。因为“敲”有声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记敲门声，便使得那种情景“活”起来，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前述《枫桥夜泊》的“乌啼”“钟声”，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段，更是十分逼真，非常精彩！现代的如黄河浪的《晨曲》：“还有那尊礁石/在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涛声之外/隐隐约约的/黎明/灵泉寺的晨钟/恰似鼓山涌泉的/悠远回应/淡淡淡淡的敲落/几颗疏星/而涨红花冠的/雄劲的鸡鸣/仿佛越海而来/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涌。这首诗也写得很好。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无论是比拟、夸张或借代，都有赖于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敏锐的观察，融入自己的情感，加以大胆的想象，甚

至幻想。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浪漫派也好，写实派也好，没有想象（幻想），便不成其为诗人。比如，以豪放称著的李白，固然想象丰富，诗风雄奇，而以写实称著的杜甫，也写出了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月夜》）等等浮想连翩的佳作。

（四）中国古代诗歌的分类

1．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古体诗和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概念，是从诗的音律角度来划分的。

（1）古体诗：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歌”“歌行”“引”“曲”“呤”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①楚辞体：是战国时期楚国屈原所创的一种诗歌形式，其特点是运用楚地方言、声韵，具有浓厚的楚地色彩。东汉刘向编辑的《楚辞》，全书十七篇，以屈原作品为主，而屈原作品又以《离骚》为代表作，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体”为“骚体”。

②乐府：本是汉武帝时掌管音乐的官署名称，后变成诗体的名称。汉、魏、南北朝乐府官署采集和创作的乐歌，简称为乐府。魏晋和唐代及其以后诗人拟乐府写的诗歌虽不入乐，也成为乐府和拟乐府。如《敕勒歌》《木兰诗》《短歌行》（曹操）。一般来说，乐府诗的标题上有的

加“歌”“行”“引”“曲”“吟”等。

③歌行体：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行”的颇多，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实并无严格区别，都是“歌曲”的意思，其音节、格律一般都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以后遂有“歌行”体。到了唐代，初唐诗人写乐府诗，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外，已有少数诗人另立新题，虽辞为乐府，已不限于声律，故称新乐府。此类诗歌，至李白、杜甫而大有发展。如，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许多作品，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错杂运用。

（2）近体诗：与古体诗相对的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是唐代形成的一种格律体诗，分为两种，其字数、句数、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规定。

①一种称“绝句”，每首四句，五言的简称五绝，七言的简称七绝。

②一种称“律诗”，每首八句，五言的简称五律，七言的简称七律，超过八句的称为排律（或长律）。

律诗格律极严，篇有定句（除排律外），句有定字，韵有定位（押韵位置固定），字有定声（诗中各字的平仄声调固定），联有定对（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例如，起源于南北朝、成熟于唐初的律诗，每首四联八句，每句字数必须相同，可四韵或五韵，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如果在律诗定格基础上加以铺排延续到十句以上，则称排律，除首末两联外，上下句都需对仗，也有隔句相对的，称为“扇对”。再如，绝句仅为四句两联，又称绝诗、截句、断句，平

仄、押韵、对偶都有一定要求。

（3）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其特点：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字数不同可分为长调（91字以上）、中调（59~90字）、小令（58字以内）。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词的一段叫一阕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阕、上阕、上片，第二段叫后阕、下阕、下片。

（4）曲：又称为词余、乐府。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兴起于金，兴盛于元，体式与词相近。特点：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至少是两曲，多则几十曲。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它无宾白科介，只供清唱。

2．按内容来分类：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咏物诗、悼亡诗、讽谕诗。

（1）怀古诗。

一般是怀念古代的人物和事迹。咏史怀古诗往往将史实与现实扭结到一起，或感慨个人遭遇，或抨击社会现实。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感慨个人遭遇，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年过半百，功业无成。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对朝廷苟且偷生的不满，抨击社会现实。也有的咏史怀古诗只是对历史作冷静的理性思考与评价，或仅是客观的叙述，诗人自身的遭遇不在其中，诗人的感慨只是画外之音而已。如，刘禹锡的《乌衣巷》，今昔对比，表达了诗人的历史沧桑之感。

（2）咏物诗。

咏物诗的特点：内容上以某一物为描写对象，抓住其某些特征着意描摹。思想上往往是托物言志。由物到人，由实到虚，写出精神品格。常用比喻、象征、拟人、对比等表现手法。

（3）山水田园诗。

南朝谢灵运开山水诗先河，东晋陶渊明开田园诗先河，发展到唐代，有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

（4）战争诗。

从先秦就有了以边塞、战争为题材的诗，发展到唐代，由于战争仍频，统治者重武轻文，士人邀功边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举进身容易得多，加之盛唐那种积极用世、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氛，于是奇情壮丽的边塞诗便大大发展起来了，形成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是高适、岑参、王昌龄。

（5）行旅诗和闺怨诗。

古人或久宦在外，或长期流离漂泊，或久戍边关，总会引起浓浓的思乡怀人之情，所以这类诗文就特别多，它们或写羁旅之思，或写思念亲友，或写征人思乡，或写闺中怀人。写作上或触景伤情，或感时生情，或托物传情，或因梦寄情，或妙喻传情。

（6）送别诗。

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通讯极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故古人特别看重离别。离别之际，人们往往设酒饯别，折柳相送，有时还要吟诗话别，因此离情别绪就成为古代文人一个永恒的主题。因各人的情况不同，故送别诗所写的具体内容及思想倾向往往有别。有的直接抒写离别之情，有的借以一吐胸中积愤或表明心志，有的重在写离愁别恨，有的重在劝勉、鼓励、安慰，有的兼而有之。

（五）现代诗歌的分类

诗歌的分类也有多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基本的有以下几种：

1．叙事诗和抒情诗。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2．格律诗、自由诗和散文诗。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六）白朴《天净沙·秋》赏析

一提到“秋”，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那首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马致远作）。殊不知，元曲当中写到关于“秋”的作品甚多，最为传神的当属白朴的《天净沙·秋》。如果说，马致远被称为“秋思之祖”的话，那么，白朴应义不容辞地被推为“秋意之圣”。本曲首二句白朴用如椽之笔，在不着一个谓词的情况下，巧妙地并列六组名词来描摹了一幅地面与天空的和谐画面：日头平西，落霞满天，小村披拂着斜晖；炊烟袅袅几如凝止，老树枝丫不动纹丝，乌鸦树羽辍立枝头。

第二句，则是在前两句描摹的大范围中的一角特景。

在这一片宁静的秋景当中，突然掠过一只大雁，飞下地面。这一动态的骤然出现，打破了静景的观感，使人心为之一动。“一点”说明“飞鸿”的距离之远，“影下”更显速度之快！

第三句是最能传秋意之神的句子。首先是视角上的远近结合，远处是秋山和秋水，并且具有特征的色彩——青与绿；近处是秋天的植物：草、叶和花，白、红、黄更是和谐烘托，五彩纷呈，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秋之画卷”，渲染了秋景，传达了浓郁的秋意。其次，全句未著一个“秋”字而处处见“秋意”，正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综观全曲，其结构新颖别致，即“铺排静景——中介飞鸿动景——铺排静景”，规范而不呆板；其次，章法上动静结合，变化而不单调；再次，如果说此曲前两句秋景不免显得清寂、清冷，那么到了第三句，则意境转换，更显清疏、清和了。这些足见作者的高超的炼意本领和构思技巧。

（七）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赏析

郭沫若的诗一向以强烈的情感宣泄著称，他的《凤凰涅》热情雄浑；他的《天狗》带着消灭一切的气势；他的《晨安》《炉中煤》曾经让我们的心跳动不止。但这首诗却恬淡平和，意境优美，清新素朴。诗人作这首诗时正在日本留学，和那时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他心中有着对祖国的怀念，有对理想未来的迷茫。诗人要借助大自然来思索这些，经常在海边彷徨。在一个夜晚，诗人走在海边，仰望美丽的天空、闪闪的星光，心情变得开朗起来。诗人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于是他在诗中将这种理想写了出

来——那似乎是天国乐园的景象。

诗人将明星比作街灯。点点明星散缀在天幕上，那遥远的世界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街灯则是平常的景象，离我们很近，几乎随处可见。诗人将远远的街灯比喻为天上的明星，又将天上的明星说成是人间的街灯。是诗人的幻觉，还是诗人想把我们引入“那缥缈的空中”？在诗人的心中，人间天上是一体的。

诗的故事
这里有一个宋之问巧遇骆宾王的故事。
初唐诗人骆宾王曾参与起兵反对武则天，但归于失败，他只得隐姓埋名，出家当和尚。
这天，杭州灵隐寺来了一个年轻的游客，此人正是宋之问。晚间，宋之问于寺间长廊漫步，见皓月当空，野山魃魃，便诗兴大发，吟出“鹫岭郁昭哓，龙宫隐寂寥”两句诗来，自觉有些意味，可是下面两句却一时接不上来。长廊尽头，宋之问忽见一老僧打坐。他便上前招呼。老僧抬眼寒喧几句，道：“老衲倒有两句——”于是，他缓缓吟来：“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宋之问听了，深感佩服。
宋之问回房细细品味，觉得老和尚的两句妙不可言，第二天一早就兴冲冲地跑去拜见老和尚，可不见人影。正在徘徊怅然之际，一个小和尚经过，宋之问赶忙上去询问，和尚道：“噢，他就是骆宾王啊。”
诗的故事
成 道
诗人白居易为了要求得更高深的学问，到处向人请教，但仍不能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
有一天地听说有一位得道的禅师，学问非常高深。于是不惜千里跋涉去求见，好不容易见到了禅师，便虚心地问：“师父，请告诉我如何才能得道?”禅师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不解地说：“这连三岁小孩也知道呀，怎能说是道呢?”禅师回答：“三岁小孩也知道，但80老翁也难奉行啊!”

陈抟自五代至宋初一直是在华山修道，因他负经纶之才，又多次奉当时帝王之诏问，他的故事在民间流传颇广。稗史小说也有不少记载。兹从记载中摘出几则有关陈抟的诗歌传说，以见其故事之一斑。

关于陈抟睡觉的传说,《山堂肆考》说他大睡三十六载，小睡一十八春。

“陈抟大睡觉”是句民间流传颇广的俗话，《坚瓠集续》中有个故事：说他在华山云台观修道，每日总闭门独睡，一睡就是累月不起。周世宗听说他很有学问，又能睡觉，一时好奇，想看个究竟，就派人把陈抟召到他的禁中，锁在一间房子里。锁了一月多，开门看时，陈抟依然在酣睡。周世宗知他是个有道之士，召见他谈话，他对周世宗作歌道：“臣爱睡，臣爱睡。不卧毡，不盖被。片石枕头，蓑衣铺地。震雷掣电鬼神惊，臣当其时正鼾睡。闲思张良，闷想范蠡，说甚孟德，休言刘备，三四君子只是争些闲气。怎如臣向青山顶上、白云堆里、展开眉头、解放肚皮、且一觉睡。管甚玉兔东升，红日西坠”。

陈希夷隐居华山下，有一年春日，在水边石上闲游玩，偶然卜得一个“遇需上爻”的卦。便对他的弟子贾得升说：当有三位不速之客来此。少顷，果然见壶公、赤松子、吕洞宾相继到来。土地神赶忙捧出一盘果，一壶酒献上。他们四个饮酌到半酣之际便各自赋诗一首助兴。陈抟诗曰：“春暖群花半开，逍遥石上徘徊，曾垂玉勒金阙，闲踏青山碧苔；洞中睡来几载，流霞独饮千杯，逢人莫说人事，笑指白云去来。”壶公诗曰：“壶中自有楼台，四季鲜花竟开，闲时则饮琼液，醉后或卧青苔；逍遥非关利名，落魄不染尘埃，逢人莫说人事，笑指白云去来。”赤松子诗曰：“乍离南山竹斋，因过归隐天台，洞中美酒才熟，路上鲜花半开；我骨非是凡骨，君才亦是仙才，逢人莫说人事，笑指白云归来。”吕洞宾诗曰：“落魂直至此来，曾经几度花开，闷便着钱沽酒，恣意千杯万杯；闲游二十八天，醉上茅君醮台，逢人莫说人事，笑指白云去来。”四人咏罢相视而笑，遂各散去。（此故事见于《筮述》）

宋时华州掾张刺达从太守来华山拜谒陈希夷先生。宾主叙坐后，又设一座位于上首，如有所等候似的。这位太守大人，也不知陈抟设此虚位等谁。心想，我是此地太守，谁还能坐在我的上首?心中就有些不乐之意。等了一阵，来了个兰袍葛巾道人，态度颇端肃。陈抟拱揖让坐。这来的道人竞毫不客气的坐在上位座上。太守见这位道人虽则神气闲雅，却是傲无逊容，心中更加不悦，很怪这位道人无礼。然而陈抟却对这位道人甚恭。陈抟向这位道人请道：先生袖中何物?幸以相贶?道人从袖中摸出枣子三枚，其颜色各不一样，一白一红一青。白者授与陈抟，红者道人自食，青者授与太守。太守越加心中不高兴，就随手给了张刺达。张刺达就把它吃了。这道人去后，太守问陈抟：适才来这位道人是谁?陈抟说：此即纯阳真人也。太守悔恨不及，已无可奈何。张刺达自此亦得道成仙，往往游于人间，每显异迹。 (此故事见于《异林》)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年问诏陈抟赴阙。太宗自作《诏华山处士陈抟》诗云： “华岳多闻说，知君是姓陈，云间三岛客，物外一闲人；丹鼎为活计，青山作近邻，朕思亲欲往，社稷去无因”。宋太宗还有一首《赠陈抟》诗：

“曾向前朝出白云，后来消息杳无闻，如今若肯随徵召，总把三峰乞与君”。陈抟见到这些诏书，烦恼非常，但又不得不作婉词谢诏。宋太宗派业的使臣葛守忠有《答陈传》诗云：“华岳三峰客，幽居不计年，烟霞为活计，云水作家缘；种药茅亭畔，栽松涧壑边，暂离仙洞去，可应帝王选”。宋太宗这个人说来也怪，人家不愿去做他的官，他偏要死皮赖脸地叫人家去。他又作了一首《复召陈传》诗：“三度宣卿不赴朝，关河千里莫辞劳，凿山选玉终须得，点铁成金未是烧；紫袍绰绰宜披体，金印累累可挂腰，朕赖先生相辅佐，何忧万姓辍歌谣”。陈抟见这些以势欺人，金印作饵的语句，真要作呕，说什么也不去赴召，作了一首《答使者辞不赴诏》：“九重特降紫袍宣，才拙深居乐静缘，山色满庭供画幛，松声万壑即琴弦；无心享禄登台鼎，有意学仙到洞天，轩冕浮云绝念虑，三峰只乞睡千年”。后来他藏到南峰一处崖壁洞里，这洞就是现在的“避诏崖”。可是他这么以来，受命的使臣却受不了啦，陈抟不下山，他们便无法在太宗交差。在使臣们的哀哀恳求下，陈抟想：如果坚持不下去，那宋王挑着那“凿山选玉”的旗子来就不好办了，只得勉强走一遭。于是写了一首《赴召答葛守忠》的诗：“鹤氅翩翩即散仙，蒲轮争忍利名牵，留连华岳伤心别，回顾云台望眼穿；涉世风波真险恶，忘机鸥鸟自悠然，三峰才欲和衣倒，又被天书下日边”。陈抟到了汴京，太宗待之甚厚，太宗与陈抟谈话，觉得陈抟的话很可听，即遣太监将陈抟送至中书省。宰相宋琪等从容问道：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人乎？陈抟说：“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法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于世何益？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同心协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琪等称善。以其语白上，上益重之。诏赐陈抟号“希夷先生”。陈抟留京数月作《辞朝归华山》诗云：“十年踪迹蹈红尘，为忆青山入梦频，紫陌纵荣争及睡，朱门虽贵不如贫；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宋太宗虽非常厚待陈抟，怎奈陈抟留恋华山，不肯在朝，太宗只好放他还山。不过宋太宗由于陈抟的赴诏，已达到他“凿山选玉”礼贤下士的美誉，再以礼送陈抟归山，更显他礼贤的宽宏大量，钓誉已遂，也就乐于成人之美了。
参考资料：闵玉溪 ：陈抟在华山的几则诗歌故事 （原载《中国道教》
参考资料：原载《中国道教》

水调歌头 兼怀子由
苏东坡想念自己的弟弟子由,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
照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1.苏轼的《水调歌头》，是中秋词中最著名的一首，向来脍炙人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历代选苏轼词的也总选到这一首。

这词作于丙辰（宋神宗熙宁九年即公元1076年）中秋，苏轼四十一岁，时为密州（现在的山东诸城）太守。题说“兼怀子由”，当时苏轼与其弟子由已经六七年不见了。

这首词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本来甚为明显，苏轼因政治处境的失意，以及和其弟苏辙的别离，中秋对月，不无抑郁惆怅之感。但是他没有陷在消极悲观的情绪中，旋即以超然达观的思想排除忧患，终于表现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的矛盾过程。而前人却多妄解，说神宗读到“琼楼玉宇”两句，叹云：“苏轼终是爱君”，即量移汝州。此说与事实不符。苏轼移汝州在黄州之后，不能说因这词而“量移汝州”。

词的上片主要抒发自己对政治的感慨。开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两句，是从李白《把酒问月》诗：“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两句脱化而来。同时点明饮酒赏月。接下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表面上好像是赞美月夜；也有当今朝廷上情况不知怎样的含意。《诗经》中“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并非问今天是什么日子，而是赞美的语气：“今天是多么好的日子啊！”的意思。下面“我欲乘风归去”三句，表面是说“我本来是神仙境界中来的，现在想随风回到天上神仙住的‘琼楼玉宇’中去，但是又怕经受不住天上的寒冷”。这几句也是指政治遭遇而言，想回到朝廷中去，但是又怕党争激烈，难以容身。末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两句是说，既然天上回不去，还不如在人间好，这里所谓“人间”，即指作地方官而言，只要奋发有为，做地方官同样可以为国家出力。这样想通了，他仰望明月，不禁婆娑起舞，表现出积极的乐观的情绪。

词的上片叙述了他的身世之感和思想矛盾，下片抒发对兄弟的怀念之情。苏轼和苏辙，手足之情甚笃。据苏辙《超然台记叙》说：“子瞻（苏轼字）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苏轼抛掉湖山秀丽的杭州，由南而北，原为兄弟之情。但到密州之后，仍不能与弟辙时常晤对。对弟弟的思念，构成这首词下片的抒情文字。

下片开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三句，“转朱阁”，谓月光移照华美的楼阁。“低绮户”，谓月光照着有离愁别恨的人，使其不得安眠。“朱阁”“绮户”，与上片“琼楼玉宇”对照。既写月光，也写月下的人。这样就自然过渡到个人思弟之情的另一个主题上去。“不应有恨”两句是用反诘的语气、埋怨的口吻向月亮发问。“不应有恨”而恨在其中，正是“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意思。下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三句，转为安慰的语气；既然月有圆缺，人有离合，自古皆然，那是没有什么可悲伤的了。惟愿兄弟俩彼此珍重，在远别时光里共赏中秋美好的月色。“蝉娟”，月色美好的样子。此句从谢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句蜕变而来。理解到远别的人可以“千里共婵娟”，也就能做到“不应有恨”了。以美好境界结束全词，与上片结尾“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一样，是积极乐观的。一方面是对兄弟不能团聚的安慰，同时也是对自己政治遭遇的安慰。

这首词的上、下片都带有人生哲学的意味，如上片结语“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这与陶潜桃花源诗所说：“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心闲偶自见，念起忽已逝”诸句约略同意。就是说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凡境、圣域、清境、浊境。当一个人思想开朗、胸怀坦荡的时候，就是在圣域、清境里，反之，清境、圣域便都不见了。同时这也就是儒家“无人不自得”的思想。有了正确对待事物的思想，那么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有所作为，心安理得。在人间也可以得到快乐，何必定要到天上去？在外面做地方官同样可以做一番事业，何必一定要回到朝廷中去呢？下片的“此事古难全”含有这样的意思：世界上不可能有永远圆满的事情，人生有欢聚，也必然有离别；这正是与月亮有圆时、也总有缺时一样，原是自然界的规律。

五代北宋士大夫的词集中，也有一些包含人生哲学意味的词，到苏轼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首词虽然包含人生哲学，然而它是通过一个完美的文学意境来表现的。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那中秋之夜美好的月色，体会到的是作者丰富的感情，而不是枯燥的说教。同时，词里虽有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情与理的矛盾，但最后还是以理遣情，不脱离现实，没有悲观失望的消极思想，情绪是健康的。同时，这首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以它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所赞美所称赞的名作。

2.这首词写于丙辰年，即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的中秋节，这一年也是苏轼出任密州的第三年。词分为上阕和下阕，词中有中秋的圆月，杯中的美酒，更有词人深思，惆怅，困惑，幻想，相思，和最后的通透。苏轼在词的小序写道：“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闭上眼将自己放置在这样的场景里，酒杯中残留的暧昧余香，与流动在血液里的酒精，一起作用，小心而又剧烈地碰触饮酒人此时敏感的神经。没有醉酒的经历，不过见过一些，听过一些，在想，在那瞬间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月下，醉酒的人也许无法辨认，究竟是自己的视线模糊，还是事物的轮廓模糊。而我想，在覆盖的模糊中，一定会有某种存在的确定主宰着人的意志。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时间在不停前移，时代在不断更替，但人寻找自我宣泄的方式似乎并不轻易改变。记得在电视里看到过很多次人醉酒的场景，他们在自己摇晃的视觉空间中暴露着自己发问的欲望，但又似乎并不企图找到任何想要的答案。中秋夜总能带来很浓的相思情绪，尽管自己也曾遭遇那种相思中落寞，但却不能说出这一晚与一年中剩下的364个夜晚有什么区别。也许人们已经习惯地把它当作了一个悄悄承认自己消极一面的借口。苏轼凝望着深蓝天空中的明月，回味着滑过喉间的酒味，设下疑问，让我们看到他心境的困惑与惆怅。这种方式的设问，让我想起李白在《把酒问月》中写道：“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以前觉得天际因为它的广阔无边而宽容得能包容下每一个彷徨的人关于宇宙关于人生的疑问，但发现人们虔诚的等待却被天际的空旷所嘲笑，答案埋得太深，人，依旧空洞而不知所措。但也许，对天设问是古人偏爱的一种形式，亦或是一种固执的表现。“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一句在回答前面问题的同时又设下了新的疑问，是苏轼更深沉的思索。两句相关联的疑问让诗人丰富幻想的产生展现得自然而符合情理。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一句写到了诗人从现实中引出的幻想。觉得苏轼是一个容易沉醉于自然里的人，如同在他的《前赤壁赋》中一样，诗人在不经意间将自己和周围的事物融在一起。我想这或许是因为苏轼其人具有的浪漫的性格和飘逸的情怀，也或许是因为大自然——这个客观的实体不会给人的思想和精神再带去任何禁锢和压迫，便也或多或少淡化了人们主观情感里的痛苦。当时的苏轼正遭遇着政治上的失意——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调任地方官，前途的渺茫，加上与弟弟子由各分处异地，内心的抑郁如同一种强烈的药剂，使他产生了“乘风归去”的翩然想法。这也恰恰体现了苏轼“出世”的思想。上阕最后一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现实与幻想的摩擦，隐射出苏轼矛盾在“出世”与“入世”间的复杂心态。他再次提出了上天和自己都无法作答的疑问，内心的苍凉无奈与孤独，赤裸在“青天”陪衬的“明月”里，而又被脑海中幻想与真实存在的现实所释放。

我想，当心绪复杂或是混乱时，依赖某一种纯粹的情感或许可以是一种得到救赎的方法。苏轼对弟弟子由的想念不仅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更是他寻找自我宽慰的一种途径。在词的下阕，诗人用一种美好的艺术形式，表现了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也让我们看到人生中的怅恨和悲怨被因此转化为了哲学上的旷达。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此时的月亮被赋予了生命的迹象，月光从红色楼阁到雕花门窗的流动，恰好与苏轼波动的思绪所对应。月光最后移落到了长夜无眠的人身上。这样的画面让我想起小时常背诵的李白的《月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似乎思念的苦总会在月光的映衬下显得越发深切浓烈。“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会因为有了黑夜中月光映照下影子的陪伴，而在不情愿中更清楚的看到孤独的全身。苏轼在相思情最强烈时遭遇到月亮最最完整与明亮的一面，而无声缓缓释放热量的月亮却单纯得一无所知。诗人用反诘的语气发出了对月亮的质问：月亮本来是没有恨事的，为何偏要在人们离别之时显出晶盘的样子，偏要增添人们多少“月圆人未圆”的怅恨。这是蓄谋的嘲弄？还是另类的同情？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既是对上一句的回答，又是诗人对人生的重新思考：自“古”以来，世上便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人的一生中有欢乐必有悲苦，有团聚必有离别，就好比月亮也会遇到阴、晴、圆、缺。有人说这是苏轼对人生哲理性的思索，他意识到了事物的残缺性和两面性。苏轼将感情转入理智，化苍凉为明达，在对人生的诠释中找到了自我宽解的路径。不过想问自己：人在想不到其他出路时，是否常去找一些看似与自己“同命相连”的事物来进行类比，以此得到一丝丝的安慰？全篇的最后一句苏轼写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南宋谢庄《月赋》的诗句也写道：“美人迈兮音尘阕，隔千里兮共明月。”既然世上没有完美的事情，那么与亲人的离别也就不用一直悲伤哀怨，只求永远身体健康，能在千里之外共赏明月。不用怀疑，字的表面证实了诗人的洒脱与旷达 ——诗人似乎将自己对人生的思想领悟再一起升华，将之前所有的疑问化作一种美好的祝愿，充满迷茫苦闷怅恨凄切的情绪终究被积极达观的心境所替代。但是想问问当时的苏轼，难道纠缠于内心的的疑虑就真的那么容易消散吗？那“悲观”连带出的一切孤独，迷惘，绝望，无助又有多少价值存在于一个人不可见的内心深渊呢？

记得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曾说到：“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我想，人们喜欢事物激进发展的趋势，我觉得这是苏轼在写作这首词时所选用的一种模式。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丰富的描绘，丰富的情感，丰富的思想转折——让人豁然开朗的变化。只可惜，觉得词中显露的这些跳跃出现得太突然，到来的太快，似乎超越了时间可以测量的范围。所以有些相信词中隐藏着欺骗，痛心于诗人对自己伤痛的极力遮盖与掩饰。不过，也有些嘲笑自己的这种想法，也许乐与悲的转换可以是一瞬间的事，也许乐与悲之间根本就没有明显的划分。苏轼也只是努力在表现自己内心思想与情感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