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故事中的“日喻”给我们的启示

文章一开头就像讲故事。作者说起一个盲人不识太阳。一个盲人从来没见过太阳，就向有眼的人打听。有人告诉他：太阳的形状像铜盘。以这个比方向盲人解释，本不算错；可是比喻总是蹩脚的，打比方的人没有考虑到铜盘有声音而太阳没有声音。“扣盘而得其声”，盲人一敲盘子就听到了声音。过了一天，听见钟响，他以为是太阳响了。又有人告诉他：太阳是有光的，正像蜡烛一样，也是有光的。这个解释也并不算错，可是忘记了盲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光”，于是盲人就“扪烛而得其形”，心想太阳大概是长的。过了一天，他拿到一只“龠”，发现也是长的，他想，这大概是太阳了。这是作者打的头一个比喻。下面接着说太阳和钟、龠相差也太远了。然而盲人却不知道它们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为什么呢？“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一般人对“道”了解不足，与一个不知道太阳是什么的盲人，可以说相差无几。如果让一个通达事理的人（“达者”）讲给他听，即使用了巧妙的比喻，和很好的诱导启发，恐怕也不比用盘子和蜡烛来解释太阳强多少，因为打比方总不能百分之百把道理讲清楚。于是作者下结论说：“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这是说，当时一般谈论“道”的人，谁也没有真懂“道”是什么，只就他自己所看到的一点点东西硬给起个名字，说这就是“道”，就是真理，有的人连看也没看见，只是凭空瞎猜，这都是不动脑筋，专门依赖别人所发生的毛病。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他先用孙武的话来回答，意思是说：善于作战的人能掌握主动，使敌人不由自主地走近自己，而不至于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引过去。又引用了子夏的话，意思是说，各行各业的手艺人，都在铺子（肆）里待着，社会上的人由于需要，都自动地到铺子里来买东西，因此他们坐在店里就可以“成其事”，把各人的业务完成，用来比方一个人只要努力学习，总有一天会体会到什么是“道”。最后，作者自己回答什么是“致”：“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与欤？”不去求它而它自己就来了的，这就是“致”。“求”主要是依赖别人帮助，“致”主要是靠自己虚心学习，掌握主动。必须这样，才能发现真理。

“南方多没人”这一段的道理又深入一层。苏轼告诉我们：所谓“学”得有实际经验，我们现在叫做实践。没人能沉在水里是怎么练的呢？天天同水在一起生活。一个人能长时间沉没在水里，这哪儿是随随便便就做得到的，一定得对水的规律有所体会、有所掌握才行。一个北方的勇士只靠向南方的“没人”打听到一些空理论，真要按照他的话去河里试试，那非淹死不可。这样，作者又得出一个结论：“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意思是：一个人不踏踏实实做学问而专门好高骛远去寻求什么高深的抽象的“道”，那就跟北方学“没”的人一样，早晚是要吃亏的。

最末一段，结合当前具体情况，谈了作这篇文章的目的。

……

这篇文章所阐述的道理，是有苏轼亲身体验在内的。对于探求真理和钻研学问的艰苦历程，苏轼自己是过来人，所以谈起来格外亲切有味。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可以更好地理解三方面的道理。首先，做学问如果不通过自己刻苦钻研，亲身实践，只是靠打听别人，随便相信别人，就一定不会深入，不仅失于片面，而且还容易犯错误。如果只凭主观瞎猜，危害性就更大。其次，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专靠外力是无济于事的。探求真理，钻研学问的内因，就是靠自己学习，不能只捡别人的现成果实。还有第三点，所谓学习，不能只空谈理论，而是得自己下真功夫，下苦功夫，要有真才实学，要受过实际锻炼。尽管苏轼说，有一天“道”会不用你去求而主动地来找你，实际上他却正是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你要不下苦功夫，“道”是不会来找你的。这些道理，在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用的，值得借鉴的。

……

但是，这篇文章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那几个丰富多彩而又恰当准确的比喻。全篇文章一共用了四个比喻，一头一尾，盲人不认识太阳和北方人学潜水是两个明显的、由作者直接创造的比喻，形象性很强，一眼就看得出。中间两个，则是借用古人现成的、比较隐晦的、间接的比喻。一个是引用孙武的话，用作战来说明人应该掌握主动；另一个是借用子夏的“百工居肆”的比喻来说明“道”与“学”的关系。这两个好像是引经据典，其实是利用古人现成的材料为自己服务。这就看出作者的笔是多么灵活，驾驭古书的能力有多么强。

第一个比喻是说明人在认识客观事物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是就“知”一方面来说的。一个人只靠片面地拾取零碎的知识而对事物缺乏系统全面的理解，必然要犯错误。只靠别人转述的第二手材料而不亲自参加调查研究，就一定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看去像讲故事，其实是用活泼新鲜的形象来感染读者，让读者进一步悟出作者所要讲的道理。这个比喻最重要、最精彩，也最深刻，因此把它摆在最显著的地位，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同时也加强了说服力。

第二、三两个比喻好像很简单，很现成，其实是很经济、很确切的。敌我双方战斗，谁争取到主动谁自然占上风。探求真理和钻研学问也正是如此，必须争取主动才行。用开铺子比喻求真理，也很有意思。一个人学问渊博、经验丰富，才容易发现事物的规律，正如铺子里货色齐，主顾才多。但是作者还得紧接着用第四个比喻来说明实践的重要性。因为学问渊博、经验丰富不能是纸上谈兵，更不能只靠道听途说，而是要经过亲身检验，经过锻炼，对事物才有彻底的了解。必须有这四个比喻，作者所要阐明的道理才全面，文章因而也才显得完整。从每个比喻来看，它们各有各的作用，而这四个比喻又互相关联，缺一不可。这就体现了作者运用比喻丰富与确切两结合的特点。

然而这篇文章毕竟是说理文，不能只孤立地靠比喻来讨人欢喜，还得把读者从感性认识诱导到理性认识阶段。于是在打完每个比喻之后，以及在每一段结束的地方，都用最简明概括的语言把结论交代出来。这就使得作者的本意表达得更显著，文章也更为醒目。打比喻是启发读者，给读者留有余地；下结论则是点醒读者，让读者一目了然。文章也显得既有风趣，又有分量。

最后一段，指出吴彦律有志于学，这是正面鼓励。但意在言外，劝他还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第一，求学必须有目的（这就是“求道”）。第二，要踏踏实实下真功夫做学问，不能浮光掠影只追求皮毛。这从文章末尾批评过去和当时读书人考科举的两层意见（即“昔者，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士求道而不务学”）就可以体会得出来。但作者写得很含蓄，寓鞭策于嘉奖之中，这也是应该注意的。

这篇文章语言十分流畅亲切，没有板起面孔说教的味道。但是在轻松、风趣的后面又俨然存在着郑重严肃。这正是作者大量用比喻来写说理文所取得的效果。

（节选自《阅读和欣赏》，北京出版社1960年版）

三、《日喻》赏析（朱靖华、柯象中）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它告诉我们：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那么“致”与“求”有什么区别呢？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给我们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何在？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参见朱靖华《苏东坡寓言评注·序言》）。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正如王文濡所评：“文以道与学并重，而譬喻入妙，如白香山诗，能令老妪都解。”（《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三十二）

（选自《中华文学鉴赏宝库》，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四、苏轼的文学主张

苏轼多才多艺，诗、词、散文都有很高的造诣，是北宋最负盛名的文学家。又工于绘画，擅长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并称“四大家”。他的文学主张散见在他的部分诗、文、书、序、札记之中，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广泛影响。

苏轼强调作者要有深厚积累，文章应有充实的内容。在《南行前集叙》中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郁勃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他要求文章要“有为而作”，联系现实，“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凫绎先生诗集序》）。《答俞括书》称赞俞括的文章：“皆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济世之实用，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他在《答谢民师书》中提出：“（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根据内容的要求，自由表达，摆脱形式限制，使之恰到好处，以取得自然流畅，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这与他在《文说》中提出的“随物赋形”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根据所表现的对象，真实生动地描写外物。他还发挥“辞达”的见解，认为“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苏轼认为“辞达”是文学创作的最高要求。他还强调“神似”，反对“形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即此诗，是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清新自然，意境深远，达到传神的艺术效果。苏轼的风格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其意中所欲出。”（沈德潜《说诗语》）但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却极力推崇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风格，即使对李白、杜甫也稍嫌不足。在《评韩柳诗》一文中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即外在的质朴平淡与内在的含蓄浓郁相结合。这种风格概括了陶潜、谢灵运、韦应物、柳宗元一派诗人的创作特点，也正是唐末司空图所总结和提倡的诗风。因此苏轼非常赞赏司空图论诗“味在咸酸之外”（《与李生论诗书》）的主张。

（选自王洪主编《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修订版）》学苑出版社1997年版）

五、苏轼轶事

少立范滂志 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宋史·苏轼列传》）

文惊欧公 嘉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议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一头地。”闻者始哗而厌，久乃信服。（《宋史·苏轼列传》）

何须出处 东坡《刑赏忠厚之至论》用“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以示欧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及揭榜，见东坡姓名，欧公曰：“此郎必有所据。”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宋人轶事汇编》）

名慑举子 （东坡）初赴制举之召到都下，是时同召试者甚多。相国韩魏公语客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宋人轶事汇编》）

老兵有鉴识 东坡在玉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鉴识。”（《宋人轶事汇编》）

作文先有意 有问作文之法于东坡，坡曰：“譬如城市中种物，欲致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宋人轶事汇编》）

平生快意事 东坡尝谓：“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宋人轶事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