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本质特征

民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的法律，在各国法律体系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民法”一词有着多种含义，应分别从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就是指民法典。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是指所有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包括民法典和其他民事法律、法规。在我国，虽无民法典，但有做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以及大量的单行民事法律和法规，因此，我国虽不存在着形式意义上的民法，但实质上的民法是存在的。《民法通则》第2条从民法调整的对象和任务的角度，给我国民法下了一个定义，即我国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具有以下本质和特征：
（一）民法是私法
民法是私法的核心部分。私法领域奉行私法自治，民事主体有权在法定陆森氏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志从事民事活动，通过法律行为构建其法律关系。民法是私法表明民事法律规范的主体为任意性规范，当事人的约定优先于法律的规定。
除民法之外，民事诉讼法、国际私法等，也应当属于私法的组成部分。
（二）民法是权利法
民法最基本的职能在于对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这就使民法具有权利法的特点：A、民法始终以保护权利为己任；B、现代民法体系的构建是以权利为基本的逻辑起点；C、民法通过权利确认当事人的行为规则；D、民法通过救济手段确认权利。
（三）民法是实体法早散，既是行为规范又是裁判规则
民法作为行为规范，具有确立交易规则和确立生活规则两个方面的功能。行为规范在逻辑上必然是裁判规范，否则行为规范就失去了其诱导人们从事行为的功能。但裁判规范并不必然是行为规范，例如民法关于权利能力的规定等就不是行为规范。裁判规则可以间接地春祥促使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安排，从而积极地作用于行为规范。
（四）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民法的支持，同时民法制度也应当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来构建，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首先，从历史上看，民法始终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次，从民法的内容来看，民法调整的财产
关系实际上主要就是财产归属关系和财产流通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归属关系也是服务于财产交易关系的，而交易也是最终成为财产归属的转换。与之相适应，形成了以调整财产所有和财产交换为目的，由民事主体、物权、债和合同等制度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民法体系。如果我们要确认我国的经济是平等等价、自由竟争，由市场引导生产要素自由流转和组合的市场经济，那么就应当充分贯彻意思自治、诚实信用、鼓励交易、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理念，需要尽量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对民事主体的权利提供充分的保障。所以市场经济的成熟很大程度上是以民商事规则的成熟为标志的。
（五）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市民社会原指伴随着西方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而出现的、与国家相分离的社会自治组织状态。黑格尔首先提出之一概念，提出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对立。
由于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的分离，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也相应的产生、发展。现代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他既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也是国家的公民。其以市民社会成员的身份为实现自己的权利，而与他人达成各种民事关系，必然要求获得民法上的保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权利典章，是市民社会中民事权利的保护神。而市民社会的关系都要求通过民法的调整以实现市民社会的正常秩序。在建立和完善我国市民社会的过程中，需要通过确立完善的民法制度来加以推动，并通过民法来规范市民社会，并大力弘扬市民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加大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

1962年，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议程，并于1964年完成了草案（试拟稿）。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
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瞎轿会第三次组织民法典起草工作，至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虽然草案并未正式通过成为法律，但现行的民法通则都是以该草案为基础。
2002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民法草案。之后，由于物权法尚未制定，加之对民法草案认识分歧较大等原因，民法草仔念案最终被搁置下来。
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
201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着手第一步的民法总则制定工作，以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为基础，系统梳理总结有关民事法律的实践经验，提炼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规则，形成民法总则草案。[6]
2016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副秘书长、发言人傅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法典编纂工作已经启动，从做法上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制定民法总则，第二步是全面整合民事法律。民法总则的征求意见稿已经出来，预期6月份能够提请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8] 。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标志着民法典编纂工作进入立法程序[9] 。
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10]

2018年8月27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不再保留计划生育的有关内容，新增离婚冷静期[11] 。12月23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12] 。12月23日，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为体现对合同的保护，二审稿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13]
2019年6月25日，栗战书委员长主持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和民法典继承编草案[14] 。12月20日，法工委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将2017年已经出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编入草案，重新编排条文序号，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12月常委会会议审议[15] 。12月23日上念神困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春耀作关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修改情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编纂情况的汇报。据沈春耀介绍，民法典（草案）共7编，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共1260条[16] 。12月24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17] 。12月28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民法典草案的议案，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2020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18] 。
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晨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19]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4] [5] [20] [21] 。

民法典的三大特征！
民法典具有极强的中国特色
《民法典》编纂始终贯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民法典》第一条中就有明确的体现：“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民法典》第二条至第十条从民法原则上对社会核心价值观进行了体现，特别是其中的秩序原则、绿色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具有极强的中国时代特色：其中“绿色原则”的提出，是以人民为中心，可持续发展在法典层面的具体体现，是与我们国家的发展政策向呼应的；而“秩序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则是强调“习惯”“公序良俗”的作用。社会问题的治理，不仅仅要依靠法治，同时也要凭借善良风俗；需要基层组织处理群众反映问题的时候，不仅要懂法，还要对所在地区的习惯、风俗具有明确的认识。问题的处理结果，不应当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应与该地区历史形成的善良风俗不同，而影响群众的“法情感”，未能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打开《民法典》，我们发现使用语言是平实易懂的语言，从形式上保障了人民的权利；而《民法典》中对民事主体人身及财产权利的保护，是从实体上体现出人民当家做主。《民法典》对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等倡导性规定，无不是《民法典》中国特色的。
民法典的特征是具有显著的开创性。《民法典》的开创性体现在历史维度和编章设置。《民法典》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法典，开创中李闷友国法律法典化的先河。中国自古有“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法律制度主要集中于刑事规定，民事纠纷的解决主要由罩歼社会基层组织依据道德、礼俗给予解决。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思潮下，进行了大量学习西方制度的努力，但距离具有自己的法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法典》在1954年开始就进入草案阶段，历经66年积累与准备，终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

　　《民法典》的编章设置，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法典，有开创自己的特点。我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是其他国家没有过的，足以体现《民法典》对人的权利的重视。人格权编不仅对传统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的相关权利进行明确规制，更是对人的精神健康进行了规定，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强化了隐私保护，进一步加强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完善了相关的保护规则。

民法典的特征是具有很强的实践连续性和可操作性

　　《民法典》1260条是建立在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以及民法总则等九部民事法律所确立的框架下，对原有法律条文进行了吸收和精练。在立法过程中，《民法典》条文吸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150余条，而这种“吸收”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就是法院裁判的延续性，对于社会经济的平稳，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民法典》不但提供纠纷处理的基本原则，还制定了常见具体问题的处理规则。以旅客霸座为例，近些年霸座事件屡见报端，但往往停留于道德层面，公权力介入存在法律障碍，而本次《民法典》第八百一十五条明确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旅客无票乘坐、超程乘坐、越级乘坐或者持不符合减价条件的优惠客票乘坐的，应当补票，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民法典》以明确态度，对于霸座行为给予哪槐了法律的否定性评价：赋予承运人有向“霸座”人员按照自行规定加收票款的惩罚性权利，更重要的赋予了在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情况下，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不但能够使霸座人员受到应有惩罚，也从事实上维护了合法旅客的权利，引导了良好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