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三部曲的艺术风格

　　曹禺的《雷雨》和《日出》

　　曹禺的所有戏剧中，最受人欢迎、影响最深远的是《雷雨》和《日出》。 它们奠定了曹禺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也标志着中国话剧走向成熟。

　　《雷雨》 《雷雨》是作家的第一部戏剧，也是他的成名作。他在“感情的汹涌的流”的推动下，“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戏剧以20世纪20年代为背景，通过一个具有浓郁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三十几年的感情纠葛，写出了封建家庭的腐朽、资产阶级的罪恶，从家族矛盾的角度，展现了社会的黑暗以及其必将崩溃的历史命运。

　　作家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融狡诈、残忍、虚伪于一身的周朴园，是这出大悲剧的始作俑者。他年轻时爱上了女佣的女儿侍萍，并生有两个孩子。为了迎娶一个门第高贵的小姐，周家把生完孩子不久的侍萍赶出了家门。周朴园虽然保留着侍萍在周家时的陈设和生活习惯，对她念念不忘，但当侍萍重新出现在他面前，他却威胁利诱，想再一次将其赶出自己的生活，充分暴露了他的自私和虚伪。这个曾经留学德国的资本家，身上仍旧因袭着封建的家庭观念，对妻子、儿子采用封建家长的态度，要求他们服从。在对待工人运动问题上，则充分暴露惟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本性。在封建专制思想和资产阶级惟利是图观念的共同作用下，周朴园成为社会罪恶的化身。

　　周朴园的妻子繁旖，则是受到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新一代妇女。她不能忍受周朴园的家庭专制，渴望冲出家的牢笼，并将幻想寄托在周萍身上，但孱弱的周萍，根本无法抗拒父亲的权威，沉重的犯罪感，使他急于摆脱繁漪。周朴园的压制以及周萍的背叛，使繁漪对周萍产生了“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处心积虑地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幸福。这种绝望的复仇意识，也充分暴露她并没有真正摆脱传统女性的依附人格。

　　此外，承继了父亲的自私、冷酷，又缺乏父亲的雄心和魄力的周萍，是封建家庭中的废人；热情、单纯、幼稚的周冲，他的青春气息给戏剧增添了亮色，但他最终也无辜地死去；纯朴善良的侍萍也没有逃脱命运的大网，她想让女儿不再重蹈她的覆辙，连这微小的希望也破灭了；而有明确信念和行动能力的鲁大海，作为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是戏剧中人格最健全人物。

　　剧本情节紧张尖锐，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除了周朴园与侍萍的感情纠葛外，周朴园与繁漪、周萍与繁漪、周萍与四凤、鲁大海与周朴园之间，形成了显在的和潜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血亲冲突、感情纠葛、阶级矛盾，各种性质的矛盾缠绕在一起，几乎每个人物都处于多种矛盾纠葛的焦点上。鲁大海与周朴园既有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同时又是父子关系；周萍与繁漪表面上是继母与继子关系，实际为情人关系，作者要表现“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在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随着几十年前的秘密被揭穿，繁漪、周萍等人的自我拯救毁于一旦，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乱伦、亲人相残，终于导致了主要人物的死亡或疯狂。

　　曹禺用序幕和尾声将主要剧情时间推向了从前，以周朴园回到已经被改造成为医院的旧宅开始，与现实拉开审美的距离，使作品带有历史的沧桑感，也舒缓了主要剧情给人带来的强烈的精神震撼。曹禺充分借鉴了古希腊悲剧的特点：情节紧凑，矛盾冲突紧张激烈，主要剧情时间不到一天（从上午到午夜），基本矛盾通过血缘纠葛展开，主要人物先后疯狂或死亡，最后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老人，追忆痛苦的往事。强烈的命运色彩、大量的巧合，使这部作品“做戏”的味道很浓。

　　《雷雨》发表不久就被搬上舞台，是现代戏剧中演出最频繁的一部，许多职业剧团都将《雷雨》作为保留节目。20世纪30年代，该剧多次在日本演出，成为较早的在国外产生影响的现代话剧。

　　《日出》 曹禺的第二部戏剧《日出》，从形式到内容都与《雷雨》有很大的不同：《雷雨》的主要活动地点是家庭（周家和鲁家），而《日出》的背景是大旅店和妓院这样的社会化场所；《雷雨》以家庭矛盾透视出社会阶级冲突，而《日出》则是在社会悲剧中体现出个体的挣扎与沉沦；《雷雨》集中表现了封建家族的罪恶，而《日出》则全面暴露“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雷雨》写封建专制对人的压抑，而《日出》写金钱对人心灵的扭曲；《雷雨》情节紧凑、结构严密，《日出》则外散而实紧。总而言之，《日出》是对《雷雨》模式的成功突破，是作家创作上的自我超越。

　　《日出》以住在大旅馆里的交际花陈白露的生活为线索，透过一个朴实的年轻人方达生的眼睛来看聚集在旅店中的各色人物的丑恶表演。不习惯说中国话的洋奴张乔治故作纯情，扭捏作态的富孀顾八奶奶好逸恶劳，他们与贪图享受的面首胡四、势利的茶房、残忍的打手构成了光怪陆离的世界。而另一方面，在宝和下处，妓女们在贫穷、苦难、耻辱中生存，两个场景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者成功地塑造了陈白露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表面上看，她迎合周围一些庸俗的充满铜臭的人，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自暴自弃，玩世不恭，但她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在她的内心深处，也有交际花陈白露与昔日淳朴的“竹均”的冲突。在对待旧日的朋友方达生以及孤苦无助的小东西上，可以看到她尚未泯灭的良知。她缺乏新生活的勇气，但又不甘心堕落，随着她的保护人潘月亭的破产，她也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表面上看，经济的因素是其自杀的直接动因，而实际上，内心的幻灭，是其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戏剧中，无论陈白露还是方达生，都担当了牵线人的角色，作者把塑造人物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力图以群像式方式来展现社会罪恶的普遍性：“这些人物并没有主宾的关系，只是萍水相逢，凑在一处。他们互为宾主，交相陪衬，而共同烘托出一个主要的角色，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为了揭示这个主题，作者大量运用对照手法，上层人物的腐朽和堕落和下层的苦难相辅相成，大旅馆的奢华与下等妓院的龌龊相映照，当潘岳亭在赌桌上一掷千金的时候，也出现了走投无路的黄省三、欲生无路、欲死无门。因此，曹禺对一些剧团演出时将宝和下处一幕舍去深表不满，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参照物，才能更好地揭示作品的主题。

　　在戏剧中，作家还用象征的手法深化主题。造成小东西悲剧的罪魁祸首、导致潘月亭破产的神秘人物金八、始终处于幕后，又像影子一样无所不在，操纵着大旅馆和妓院中人的命运。《日出》既是陈白露喜爱的诗集名字，也象征着希望的明天。尽管陈白露在黑暗中死去，但会有日出，在揭示社会罪恶的同时，作者对未来充满信

20世纪30年代中国话剧已经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出现了曹禺和他的戏剧《雷雨》、《日出》和《原野》。以其深邃的内涵、纯熟的技巧，被认为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之作。 他于1933年毕业前夕，年仅23岁，即完成了处女作《雷雨》，一鸣惊人。继而又发表了《日出》（1936）、《原野》（1937），名震剧坛。他的三部曲，犹如一座座的丰碑，从而也决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的奠基地位。
《雷雨》是一部纠缠着复杂的血缘关系和聚集着许多的巧合但却透露着必然的悲剧。也许，它写得太像戏，但却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震撼力。周朴园是《雷雨》中的成功艺术形象，他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是这一切的承担者。一切罪孽都来自他的专制统治。《雷雨》的深刻之处在于，在周朴园这个人物身上，曹禺揭示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有着政治的、思想的紧密联系，揭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封建性。在他那纠集着复杂矛盾的心理和似乎具有人性的外观中，让人看到一个可怖的封建暴君的黑色灵魂。
于《雷雨》发表不到两年，《日出》即问世。在1935年和1936年之交，《大公报》连续三天，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茅盾、巴金、沈从文、叶圣陶、黎烈文等人的评论，给《日出》以高度评价。它还获得了《大公报》的文艺奖金。
曹禺的目光，由家庭转向社会。他选取了一个豪华大饭店和一个三等妓院作为强烈对比的场景，前者，环绕着一个交际花陈白露以及麇集在她周围的银行经理、富婆、面首、洋教授，展开了上层社会的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后者，则环绕着妓女翠喜以及一个被卖到宝和下处的女孩“小东西”的命运，揭示了人间地狱般的黑暗。曹禺要通过这种对比的结构，来鞭挞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制度。
《原野》一改曹禺以往所擅长表现的都市生活，而去写一个发生在旧中国农村中的复仇故事。此剧受到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琼斯皇》的影响。奥尼尔希望用表现主义的方法，把人的灵魂，人的潜意识，以及人的灵魂中的自我搏斗，能够展现在舞台上。曹禺并非全然的模仿，而是把表现主义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而其最具独创之处在于，透过这新的角度，新的手法，更深刻地揭示了农民精神的沉重负担，以及农民从反抗到觉醒的曲折而复杂的心灵历程。
《原野》问世之后，曾经产生过争论，但其特有的戏剧美学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为人们所认识，而今，它成为曹禺剧作中，一颗独放异彩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