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关、敦煌的一切资料

在潼关县北，雄踞晋、豫、秦三省，有“鸡鸣闻三省，关门扼九州”之说。潼关北临涛涛黄河，南依巍巍秦岭，自古就是关中的东大门，为兵家必争之地。正如唐代大诗人杜甫描写的：“艰难奋长就，千古用一夫”。

潼关东面山峰连接，崖绝谷深，只有一条小道通过，人行其间。可望黄河远道奔来，劈开秦晋之间的莽莽群山，南下直扑华岳。作为军事要隘的潼关，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从晋国夺取潼关之后，开始剿灭六国的大业。此后历经战争洗礼，仍保留着基本风貌。现留关城周长5公里，北面与东北以夯土为墙，外包青砖，高16米、宽8米；南与东南，顺势削成垛口，高达30米。除开六处门外，尚有南北两个水门。 由于修三门峡水库，潼关的城砖被拆卸一空，但从断垣残壁处，仍可窥当时堡垒之雄姿。

登上潼关，不禁令人凭吊这座古战场。公元211年，曹操与马超激战潼关，曹操以沙筑墙用水浇灌，一夜冰冻成垒，马超兵败西逃。公元756年，唐将哥舒翰统兵20万镇守潼关，玄宗听信杨国忠谗言，迫使哥舒翰出关作战，结果被反军安禄山打败。安禄山占据潼关西进，唐玄宗仓皇西逃。公元880年，黄巢起义军由洛阳进发潼关，唐将田令孜率兵10万镇守潼关，未料起义军由禁沟潜入，夺取潼关，直捣长安。元朝末年，朱元璋攻破潼关，从而安定陕甘。解放战争时期，陈庚、谢富治兵团在潼关一带打败国民党军，开辟了豫、陕、鄂根据地。迄今，潼关许多村庄以“军”、“营”为名。

经过秦汉魏晋以来长时期的奠基和发展，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到唐朝时步入繁荣盛世。大唐帝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治武功，既是当时东亚文明圈的绚丽核心，也是当时全球范围内最为富强的国家，雄居东方，引领世界潮流。在此时空背景下，唐代社会发展朝气蓬勃，活力四射，不但洋溢着刚健有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而且展现出兼容并包、自信大度的宽阔胸怀。这样的一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鲜明时代特征，被学界称为“大唐气象”。以下从几个方面试对“大唐气象”做一鸟瞰式览胜，以见其风采与神韵。

励精图治的雄心和开明进取的思想

这一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君臣就如何治国安邦展开讨论，并形成了一系列政治原则和统治思想。这些政治原则和统治思想把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和新高度，保障了当时的政治清明和社会安定，是“贞观之治”精髓之所在，并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理论的基础。主要表现在唐太宗君臣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以史为鉴的借鉴意识，尊重人才的求贤精神，兼听则明的纳谏精神，执法严正的法制精神，孜孜求治的政治风范等方面。

唐太宗君臣亲眼目睹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也亲眼目睹了隋末农民大起义埋葬隋王朝的壮举。这些切身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得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重民保民，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唐太宗常说，皇帝好比是舟，人民好比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还说，皇帝有道，实行仁政，那么人民就会推举他为皇帝，如果无道，暴虐统治，那么人民就会抛弃他，十分注意总结隋朝短命而亡的深刻教训，时常保持警惕，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1]，清醒地认识到政权能否稳固乃系之于人心向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唐太宗君臣勤于政事，居安思危，避免剥削压迫过甚，出台实施了务本重农、与民休息的多项政策措施，致力于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

唐太宗十分尊重人才，也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2]。又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3]。同时，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唐太宗说：“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4]唐太宗还能知人善任，既重用了秦王府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也重用了反对派人士李靖、魏征和李绩，还擢拔了出身寒微的刘洎、马周、张亮等人，以自己为核心凝聚了一批出色的治国才干。其中，对李靖、魏征和马周的任用颇能说明问题。李靖在隋朝末年任职马邑郡丞，察觉到李渊图谋在晋阳起兵，遂赶到长安向隋代王杨侑告密。李渊占领长安后，抓住了李靖，要杀掉他。李靖慷慨陈词，责备李渊不应因私仇杀一壮士，示人以心胸狭窄。李世民为他说情，召入秦王府，坦诚相待，委以重任。李靖知恩厚报，精忠奉国，成为南平吴会，北清沙漠，西定慕容的一代名将，为唐王朝的创建立下大功。魏征起先跟从李密反隋，后来投降窦建德，再后来成了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曾建议李建成以收买人心的方式成功平定了刘黑闼起义，表现出非凡的政治眼光。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权的矛盾日趋激化时，魏征多次劝说李建成抢先下手除掉李世民，但没有被采纳。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权取胜后，指责魏征离间其兄弟之情。魏征坦然地回答说，如果太子听了我的话，绝无杀身之祸，表现得不卑不亢。唐太宗很欣赏魏征耿直的性格和出色的才干，捐弃前嫌，视为股肱之臣。魏征后来位至特进，成为对唐太宗进谏最多的大臣，前后论及200余事，通过总结历代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影响和造就了唐太宗的政治作为和帝王风范。马周出身贫寒，父母早亡，生活潦倒，但十分好学，尤精于《诗经》、《左传》，满腹文才，却郁郁不得志，当过地方小吏，数次受人侮辱。后来徒步自山东博州到达京城长安，闻听中郎将常何乐善好施，遂成为他的门客。贞观三年六月，唐太宗要求臣下上书言事，征求治国方略。常何武将出身，不知所措，马周乃代其上书，谈到20多件事情，皆切中要害，很得太宗激赏。常何出身行伍，文才不备，太宗询问其事情真相，常何俱以实答。得到真相后，唐太宗立即征召马周，“凡四度遣使催促”[5]，擢拔马周担任监察御史要职。马周因政绩突出，最后官至中书令，成为宰相。这些事例集中反映了唐太宗大度容人、求贤若渴的精神。唐太宗还非常重视地方官的选拔任用，认为都督、刺史是亲民之官，“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6]。他平时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并认为“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7]。同时，唐太宗还扩大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录取名额，更多地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优秀人才。尊重人才、重视人才和选官任官上的成功，成为唐太宗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你可以阅读以下书目：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系列有西安、洛阳、北京等，《中国古都游-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卷一)、曹子西《北京通史》(共十卷)，王盛恩《中国故都丛书-洛阳》，《拉萨掌故-廖东凡西藏民间文化丛书》

潼关：http://baike.baidu.com/view/47449.htm

敦煌：http://baike.baidu.com/view/2161.htm

西安：http://baike.baidu.com/view/2155.htm

洛阳：http://baike.baidu.com/view/2411.htm

北京http://baike.baidu.com/view/2621.htm

拉萨http://baike.baidu.com/view/115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