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贫困小学的情况

在澳洲，我一直不知道什么叫做贫困，因为我所认识的，见到的都是一些每天上班只需看报纸就能拿几万美元的人。乞丐住在收容所里，衣食无忧。孩子们几乎只在上大学的几年里交一点钱。可到了中国，我的感觉变了。
仍记得我刚下飞机时，手中的一个矿泉水瓶子被几个中国老婆婆抢。她们皮肤黝黑，一个老婆婆似乎还生病了。我的泪水不禁冒了出来，于是便掏了20美元给她。这次是我第一次看见穷人。
后来，学校组织去一个山区。山区的孩子真的好苦，他们在棺材上写字，在土地上绘画。没有凳子，他们就坐石头上。没有床，他们就睡桌子上。
中国有的人真的很过分，不就有个一百万嘛，就买别墅，出国旅游，在澳洲，就是有一百万美元也不这样。那些贪官，都把钱装入自己口袋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那些穷苦孩子的遭遇。
中国人的贫富差距很大，而富人又不帮助穷人，没有慈善的心。这种人即使升天上帝也会赶他们下来。
中国的穷人真的好苦，但愿，我能够尽我一份力帮助他们。
主啊，请你保佑他们吧

这个作文……难度好大！我一类校的高中生都没写这么复杂的作文！

在甘肃陇南市南部山村的一所九年制学校新加固的宽敞教室里，27岁的语文张老师正为该校惟一的初三毕业班进行最后一轮复习。如果不出意外，中考后全班将有32人初中毕业。但这已远远少于这个班级初一入学时62名学生的数量。
张老师去年接手这个班级时，班上还有45人。但一年来，又有学生陆续离去。绝大多数孩子彻底放弃学业，要么前往新疆、北京打工，要么直接嫁人。
张老师的班级并非个案。该校所在的县有二十几所初中，据财新记者走访了解，大量辍学几为常态。教育局官员私下承认，农村初中生的流失率普遍在30%乃至40%。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组（REAP）在2009年和2010年期间，对西部贫困地区46所学校进行跟踪调查发现，初中阶段一届学生的辍学率高达25%以上。项目组成员、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耀疆表示，农村初中辍学情况在这两年来并未好转。按2009年农村初中学生2000万名、国家级贫困县学生数占全国学生总数七分之一来计算，则每年贫困地区都有70万名左右的初中生辍学。
这与官方数据相差悬殊。甘肃当地官方所公布的初中辍学率只有0.6%。根据教育部数据，“十一五”时期中国的初中辍学率已被控制在2.49%。事实上，中国在2000年宣布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评估指标的硬性要求下，官方公布的辍学率，也已被控制在3%左右，并逐年走低。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对财新记者并不讳言，这一辍学率，乃是全国平均后的结果，西部农村地区的实际辍学率远高于此。
高企的辍学率却被政府部门一再忽视。教育部仅在2006年对外公布过西部贫困地区一些县的辍学率，发言人称“估计不低于7%”。但多个扎根西部贫困地区开展教育工作的民间机构对财新记者透露，农村初中生的辍学情况远比官方通报要糟糕。为了应付检查，各地数据普遍造假。上述教育部官员也表示，由于初中辍学问题的复杂性，真实数据难以为官方掌握。
在REAP项目负责人、长期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斯科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看来，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将近30%的初中辍学率，意味着大量劳动者没能掌握起码的文字、数学和计算机等现代化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必须技能。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和转移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升，低素质劳动力群体的扩大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隐患。
为何弃学
“读完初中，再去打工”“放任接受义务教育的子女辍学是违法行为”⋯⋯公路两侧、农户外墙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初二下学期结束时，张老师班上刚满16岁的学生杨强也决定进城打工。成绩差、没兴趣，是他决意辍学的主要理由。老师未再勉强，父母也无可奈何。惟一的反对声音，来自姐姐的现身说法。比杨强大两岁的姐姐，初二没读完便去了新疆摘棉花。姐姐向杨强反复强调打工之苦，终于说服杨强继续留在学校，至少要初中毕业。
对张老师而言，杨强辍学的想法并不意外。他生活的小山村，地处甘肃南部岷山深处，中草药种植和外出打工，乃是当地居民最主要的收入。
据甘肃当地不少教育界人士分析，初中到高中阶段升学读书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而高中或大专毕业后就业情况又不甚理想，其投入产出比甚至比不上辍学去打工的学生，这是西部地区初中生纷纷放弃学业的主要原因。“和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是孩子自己不愿意读书，我们有什么办法？”甘肃陇南南部山区一贫困县教育局官员十分无奈。
“我成绩那么差，读书也考不上高中。不如早点出去打工。”一所乡中心校校长介绍，他入户劝一学生返校，但孩子算账，15岁打工去，到21岁，他就能攒钱把家里房子修起来。“就算我拼命读，考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大专，21岁毕业了连工作都还找不到呢。”“读书无用论盛行，农村孩子都没有心思念书。”上述教育局官员分析，一方面是进城打工的收入年年走高，即便初中没毕业的孩子，也很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另一方面，尽管“两免一补”后，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大幅减少，但高中阶段的费用仍然让绝大多数家庭望而却步。在当地，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过2121元。而一个孩子到县城上高中，仅学杂、住宿费用就在千元以上。“反正都读不起高中，好多孩子读到初二就没动力了，干脆出来打工。”
在该官员眼中，近年来媒体大范围报道大学生就业难，也让很多农民不得不考虑读书之路的投入产出，如果孩子无望考上好学校，还不如趁早放弃。
不过，尽管“读书无用论”被看做辍学普遍的“思想原因”，但在前述乡中心校校长眼中，孩子辍学的真正原因，“仍然是老师和管理的问题”。这种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教学质量差、学生普遍学习困难。
从山东调来甘南山区的张老师在乡中心校任教，第一次看到学生成绩时，“真是惊呆了”。她接手初二班时，150分的试卷，班里45个学生英语成绩基本在30分左右，零分也是常有的事。
一年多的时间，张老师的班上陆续走了十来个学生。“这些流失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被自然淘汰了。”张老师介绍，尤其是初中才从各个村小来到中心校读书的学生，坚持读到初三的更是寥寥无几。“学习困难，课程根本就跟不上，自己就选择辍学了。”
“学生的底子差得让人难以想象。”2011年，志愿者小刘从北京来到甘肃南部山村支教。她和另一名志愿者被安排教五六年级的语文数学，第一个学期几乎全在补一二年级的基本课程。四年级的孩子尽管能熟背九九表，但类似“4乘以7等于多少”这样简单的问题仍答不出来。在贵州贫困地区开展公益助学的志愿者王吉勇，在当地了解到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村上教学点教学质量差，很多学生到了四年级进入乡中心校时就跟不上。学校要把从村里来的孩子重新编班再教一遍。“孩子基础太差，越学越没有信心。小学升初中时就会流失一批学生。”
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项目官员刘磊曾调研太行山区辍学问题，他发现辍学学生厌学，除本身基础太差、难以跟上课程外，另一方面更有课程本身原因。孩子们感到学习的知识和需求不符，学习动力不足，在应试高压下，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被压抑。
张老师介绍，中考当前，学生每个周末都在补习，每两周休息一天，几乎所有的副科都被应试科目挤占。“这种满堂灌，天天讲考点、做卷子的日子，学生们怎么会不烦？”
但每一次考试的平均分、总排名、及格率、优生率，都和老师的绩效考核、职称评定相挂钩。“谁也不愿意自己的教学成绩不好看。”张老师坦言，此种压力下，老师不可能顾得上每一个孩子，尤其是所谓的差生。
而从学生角度，老师的疏忽或态度粗暴，也足以成为辍学的原因。史耀疆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老师担心后进生影响升学率，想办法劝退学生；还有的孩子因和老师产生正面冲突而坚持辍学。
在REAP团队的研究中，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辍学率明显高于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在学生标准化测试中成绩靠后的“差生”，初一、初二的辍学率分别达到了8.5%和12.4%。
师资贫困
据财新记者了解，学业成绩普遍表现较差，与贫困地区落后的师资和教学条件直接相关。张老师举例，大多村小都无法按学科配齐老师，当地村小普遍不开英语课。乡中心学校尽管教学质量不高，但基本能按要求从三年级开始开英语课。村上的孩子一进初中，就已落后三年。
在小刘支教的河上地村小，除了两个志愿者，四个本地的老师，包括校长本人，都是代课教师，每月领取的工资仅130元。所谓代课教师，就是由村或乡直接聘请的、无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在志愿者来到学校以前，英语及音乐、体育、美术等副科都无人执教。
而代课老师本身文化水平有限。就在初三下学期刚开学时，张老师班上一名成绩中等的学生辍学，竟然就回到村上担任代课老师。
“经常要放学时，老师给我们每人发几个玉米棒，脱完玉米粒才许回家。”一位从村小升入乡中心校的初三学生说到，还有个老师经常酗酒后到教室打骂学生。
但在西部贫困山区，代课教师已成为支持乡村教学的主力军。“这些山区根本要不来正式的老师。”乡中心校马校长，同时也负责整个学区的教学管理。他介绍，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县级财政有限，编制不足，乡以下的村小基本要不到名额。
2007年，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支持的甘肃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和教师状况调研项目，曾对该县的教师缺口进行测算，按照国家对师生比的要求，该县的教师尚有将近1000人的缺口；现有的近2800名教师中，仅有66%有正式编制。其中18.7%的代课老师，分布在边远乡镇的学校及教学点，不乏“一人校”。马校长介绍，即使山区学校有编制，也没有正式老师愿意来。“交通不便，条件艰苦。还有过老师到了校门口车都不愿意下，哭着就走了。”
也因此，在相关统计中，西部地区代课教师约占教师总数的20%。小刘观察，这些代课老师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地步。学校里的代课老师，大多从20岁开始就在学校代课，教了20多年的书，除了教书，没有其他技能，进城打工又放不下身段干苦力。尽管教育部门提供了转正的考试机会，但这些老师本身知识水平有限，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一起竞争有限的编制名额，根本考不上。
在REAP的调研中，师资力量与学生的辍学率有着明显的关系。以在职教师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不足30%来作为“师资力量较差”的判断标准，此类学校初一、初二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8.4%和12.1%，显著高于其他学校的4.3%和8.4%。
师资也是让马校长最头疼的问题。在他看来，解决师资不足的惟一方法是撤点并校，集中资源。这也是教育部门的主要思路。但以该乡为例，当前各村小已是撤并一轮后保留下来的教学点。在河上地村，最远的孩子上学要走近两小时山路。如再将这些村小集中到乡镇，学生上学更为困难。若采用寄宿制，后续投入又跟不上，且寄宿年龄过小，对孩子身心发展不利。当前校舍已不够接纳所有学生，一些初中生甚至要独自在乡上租房生活。而学校的生活老师、驻校社工都要不到编制。“后续配套跟不上，反而滋生出更多的问题。”
正视现实
在支教老师们看来，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不仅仅缺乏规范的学校教育，更缺乏父母的系统管教。
小刘本以为山里的孩子都像希望工程那个大眼睛女孩一样，对知识充满渴求。但到了才发现，极少有孩子对学习表现出热情。最让她头疼的，是学生普遍不做家庭作业，无论是罚他们扫厕所还是打手心，都毫无作用。
直到春节临近，孩子们的父母都回家来，几个长期不做作业的调皮孩子，才乖乖交了作业。在小刘的班上，约60%孩子是留守儿童，祖辈一味溺爱，家庭教育普遍缺失。而REAP的研究，也证明了留守与否与辍学的关系：初一留守学生辍学率为7.9%，而非留守学生为5.5%；初二的留守学生辍学率为13.0%，更显著高于非留守学生8.6%的辍学率。然而，即便一些孩子的父母长期在家务农，本身文化水平有限，他们也没法给孩子好的家庭教育和成长空间。“父母本身是文盲、半文盲，对孩子也没有那么高的期望。”张老师说。
不少学者认为，对辍学的实质性干预必须尽快启动，仅有宣教和“劝返”远远不够。正视高企的辍学率，乃是诸多政策干预的第一步。
但正视现实并非那么容易。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两基国检”是甘肃省的头等大事。所谓的“两基”，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简称。“国检”则指国家级检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彼时，全民受教育水平仅4.3年，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为68.4%。教育投入不足，一度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无书可读、读不起书。因贫辍学，成为“普九”的最大障碍。
随着财政投入不断提高，“普九”覆盖率数据和入学率近年来持续提升，这被视为中国基础教育的重要成绩。但西部贫困地区的初中辍学率，却一直居高不下。2005年，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对17所农村初中进行抽查，发现平均辍学率在43%。而这一时期，贫困，仍然是农村学生辍学的重要原因。
2007年，“两免一补”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农村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再缴纳学杂费，贫困学生也被免除了书本费，同时还有一定的寄宿补贴。但在政府着力通过补贴消除因贫辍学的同时，学生因为学习困难、厌学而主动辍学的趋势却已凸显。
2011年9月起，为了迎接国家一级对“两基”达标的检查，甘肃省一级开始了对各县市的评估。考核指标包括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初中入学率分别达到100%和95%，小学和初中的辍学率必须控制在1%和2%以下。
为了确保辍学率达标，甘肃各县市都在组织乡村干部和教师，签订控辍责任书，上门排查、劝返辍学学生。但面对事实上的高辍学率，基层的官员和老师们都不否认，要将近30%辍学率降至2%以下，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
“只能弄虚作假。”前述乡中心校校长抱怨，由于有迎“国检”的硬性指标要求，各个学校上报的数据和名单也得对照着指标数来编。
最终，该县的初中辍学率不出意外的被“控制”在了1.07%，甘肃省一级的官方数据，初中辍学率更低至0.6%。甘肃作为最后一批接受“两基国检”的省份，在2012年初正式宣布达标。这也标志着中国“两基”目标全面达成。
前述官方指标完成的背后，是一大批辍学打工的未成年人。在斯科特看来，在当前用工短缺的大势之下，仅有初中或初中以下学历的年轻人尚能轻易在城市找到一份低薪而辛苦的工作；但随着中国产业的转移和升级，不具有基本知识技能的初中肄业生们，终将被劳动力市场所淘汰。
斯科特对财新记者分析，在墨西哥，上世纪末一度凭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创造了经济起飞的奇迹。但当地只有40%农村人口受过高中教育，大量劳动者在初中阶段辍学。当墨西哥代工厂向中国转移后，等待这些低素质的劳动者的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除了非法移民到美国，加入黑帮也成为主流选择。
“现在开始解决问题还来得及，否则恐怕墨西哥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斯科特说。

http://volunteer.yculblog.com/post.1143662.html

很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