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南北对峙

东西之争和南北对峙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突出现象。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纵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对峙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秦岭一线。南北对峙的前沿地带常常随着南北双方力量的强弱变化而在淮河南北有一定的摆动幅度，尤其以在淮河与黄河之间的摆动为最频繁，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对峙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对峙，中原都必定是双主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东西之争

东西之争在战国、秦汉时期比较典型。秦的兼并及统一战争、楚汉战争、西汉时东方诸侯国王国对西汉中央政权的挑战、东汉末年关东州郡讨董卓之战，都是一种东西之争的态势。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兼并战争兴起，各诸侯国之间彼此攻伐，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秦自陇西徒居关中，经过历次变革，发展成为一个以耕战为本的强国。自商鞅变法之后，秦东进意图日益明显。秦国以关中、汉中、巴蜀为基础，东逼六国。合纵连横遂成为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内容。

所谓合纵主要是山东诸侯因感西方强秦的威胁而试图进行一场纵贯南北的大联合，西拒强秦；连横则是作为合纵的对应物产生的。秦经过几代的努力，其东进已取得重大进展。到昭襄王时，秦已侵占河南南阳盆地、三川河谷及山西西南部，正沿黄河及太行山嵴岭一线蓼开攻势，处于积极东进的良好态势之中，东主六国的国都均处第二级阶梯以东山无山河之险作为屏障。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楚国有贤人与楚王谈当时天下形势，谈到帮与东方各国之间的战略态势，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例，势有地利，奋翼鼓翮，方三千里。”（《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可说是对于当时东西对抗形势的一种很好的概括。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态势所表现的势能进一步发展，后世的东西对抗也基本上不出这种态势。

秦亡后，楚汉相争，楚据彭城，汉据关中，双方在荥阳、成皋之间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汉王刘帮三年（公地前204年），刘邦困于荥阳，成皋间，欲弃成皋以东，退屯巩，洛以拒楚。郦食其建议刘邦说：“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栗，塞成皋之险，杜太行这道，距飞狐之口，守白马之律，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史记》卷九十七・郦食其传）郦食其的建议旨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他说到的几处关隘所扼守的一线，基本上就是前面说到的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澄清东西对峙的态势对于以后刘邦的战略决策很有帮助。如果说郦食其的建议在当时主要还是一种守势的话，那么，后来韩信率兵东下太行、刘邦自武关南出宛叶以分楚之势、遣隋何诱英布背楚归汉等重大举措都可谓以郦食其所描画的东西对峙态势为基础的，是这种态势的延伸。

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其统治天下的重心，“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其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娄的烙印。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汉武帝时，还在琥关、蒲津关设关官以羁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生大水，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汉书》卷十・成帝纪）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大部时候是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都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政策固然有其不得已的一面，但的确碍着东西部之间深度整合的完成。因此，秦汉的统一还包含着相当的脆弱性，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并末完全消弥过。一有机会，这种隔阂便显现出来。西汉前期异姓诸侯王叛乱、中期的同姓诸侯王叛乱便是这种隔阂的显现。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九江王英面反，汉廷大惊。故楚令尹薛公对刘邦分析说：“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末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栗，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末可知也。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史记》卷九十一・鲸布列传）英布所据为淮南地区。薛公所说的上中二策，实际上是以兼并东部平原地带而与西汉成东西对峙的态势。英布乃骁勇之将，自韩信、彭越被诛后，汉军之中已无堪与匹敌的将领。统兵打仗、冲锋陷阵，无人能敌；而长算远略则非基所长。因此，对于英布来说，或许薛公所言中策更合适些。采取中策，略取吴楚，然后“并韩取魏，据敖仓之栗，塞成皋之口”，以决胜负于顺的，是将再现原楚汉战争的局面，此时，东部形势比原项羽时有利，而刘邦所处形势则较从前不利，因此，单纯从战争的角度来说，英布采取中策，或许有一线的取胜希望。英布终因取下策而败。英布并未采取薛公所言上、中二策，但薛公的分析却是对西汉时期东西形势的一种很具代表性的判断。

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麾下桓将军建议吴王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守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琥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史记》卷一百0六・吴王濞列传）在桓将军建议中，除了出于步兵与车骑二军利弊比较的战术性考虑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卓著的战略眼光。他所说的“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可谓薛公所言中策的翻版，其大旨仍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态势形成，据有洛阳一带的粮仓和武库。惜吴王未从桓将军之议，而尽锐攻梁之睢阳，终为周亚夫所败。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又进行过一场未遂的谋反。史载刘安日夜与属下研究天下形势，“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他问计于伍被，叙述其发兵的打算，说到七国之乱时吴王的失误，他说：“且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缓先邀成皋之口，周被下颖川兵塞圜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洛阳耳，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界者通谷数行。人言‘绝成皋之道，事故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天下之兵，公以为如何？”（《汉书》卷四十五・伍被列传）看来刘安是看到了吴王刘濞失徽的关键，“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是言汉廷平叛大军顺利通过成皋之口东西并迅速展开，足见成皋在当时地位之重要，所以他计划“先邀成皋之口”，然后“塞圜辕、伊阙之道”、“守武关”、“据三川之险”，控扼东西之间诸往来通道，以与西汉形成东西对峙之势。刘安以谋泄而败，其计昨未及施行。

东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董卓一面徙汉献帝于长安，一面遣后戍守洛阳。曹操建议说：“诸君听吾计：使勃海（袁绍）引河内之众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圜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袁术）率同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计逆，可立定也。”（《资治通鉴》卷五十九・汉纪五十一）当时董卓所率乃凉州精兵，而讨董卓诸将皆关东人，从人事组成上看，这种对抗已带有东西矛盾的色彩；董卓据洛阳，虏掠财物俱运关中，隐然已有西归之意；董卓西迁，司马荀爽便对董卓说过：“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同上）双方都认识到了当时东西对峙的形势，曹操之议更是深知东西对峙的态势和争夺的关键。但诸将不听，终至食尽兵散，汉末局势遂不可收拾。

十六国时，前后赵在北方对峙，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双方在山西、河南对抗。后赵石虎因攻前赵在山西的重镇蒲坂而引发前、后赵在洛阳的大决战。时前赵刘曜击败后赵石虎，然后挥兵南下，围攻后赵洛阳。后赵石勒亲自率兵自襄国驰援洛阳，进军途中，石勒侦知刘曜仍转困洛阳，说：“曜盛兵成皋关，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资治通鉴》卷九十四）刘曜若能扼守成皋关，或阻洛水而守，是为拒敌于险要之外，石勒给有千军万马也无可奈何，洛阳自可不战而下。成皋、洛水之险弃而守，纵敌入险，实为刘曜的重大失策，这种失策铸就了刘曜的失败。

后来前秦、前燕在北方对峙，前秦王猛攻前燕洛阳之战的形势与前、后赵洛阳之战有些类似，但王猛攻洛阳，先派军扼成皋之险，以断前燕援军入援之路，洛阳遂成瓮中之鳖，不战而下。

东、西魏在北方对峙，曾在河南展开激烈的争夺，双方数度在洛阳展开激战。但西魏军既不能东据虎牢，又不能北据孟津河桥，故屡次强攻洛阳而不能得利。这种情势一直延续到北齐、北周对峙的时代也未有多少改变。

比较典型的东西之争一般在中国地势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之间进行，而以中国地势第二阶梯的东部边缘地带为对抗前沿：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转向鄂西山脉一线，为东、西方之间对抗的前沿，这一列南北向的山脉分隔中国的东、西部地区。

在这一线山脉上有一些山地隘口，为东、西交通要道。沿太行山一线，自北向南，依次有居庸关、飞狐口、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天井关等关隘，在嵩山南北又有成皋、太谷、圜辕、广成、鲁阳等关隘，扼守燕、西方往来通道，在洛阳附近不有孟津，为黄河重要渡口。因此，上述一线双方争夺的急所，尤以成皋一带为争夺的关键。成皋处于东西对抗的中轴线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东、西方之间通行的捷径，刘安所言“人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当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看法。

从中国地势的大体形势上来说，这种对抗却是西主居地势利，而东方则处相对劣势。西方地势很高，面对东方，居高临下，若是能据成皋一线，即已取得一种非常有利的攻势态势，失成皋一线则全失地之险，故历史上的东西之争以西方胜利者居多而东方胜利者居少。

南北对峙

南北对峙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另一个突出的现象。历史上的南北对峙与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有密切的关系。淮河至秦岭一线为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南、北方的主要区域。志、北方内部各域这间联系比较紧密；南北之间跨度很大，南北气候、环境的差异较大，南北的生产方式、社会文化乃至生活习性差异也较大。这是南北对峙的地理基础。

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峙，除了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一度出现的短暂对峙为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外，其它的南北对峙如西晋衰亡之后的十六国北朝与东晋南朝之间的对峙和北宋衰亡之后的金、蒙古（元）与南宋之间的对峙，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民骑射为业，男子都是天生的战士，勇猛善战；在战略、战术上，惯于骑兵野战、远程奔袭。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后，多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中原先进的文化，从而提高其社会组织上的效能；但他们久居北方，性习温凉，而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宜于秋冬时节。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治军以组织、秩序和纪律见长，经过严格训练；其作战讲究部伍阵法，长城战和守城战，多能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故其对北方的作战宜于春夏时节。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南北之间、黄淮一带地形的气候上的特点，又使得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各自利弊参半。这一带既有旷阔的平原，又有纵横分布的江河水道，寒暑季节变化明显。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人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这种天时和地利上的特点，也使得南北双方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南北军事对抗一般以黄淮平原为主战场，而以淮河至秦岭一线为对抗线，这条对抗线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而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有一定幅度的摆动。淮河以南，有较长的雨季，江河水道纵横，开成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也削弱了北方铁骑的冲力。这样，北方势力和右越过黄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和环境上的巨大困能。但是在淮河以北，情况就不一样了。淮河以北的河流，雨季较短，气候干燥，河流水流量有限，冬季又有封冻现象，容易渡涉，不足以阻挡北方的铁骑。志方若越过黄河向北深入，则会面临补给线过长的困难。这样，作为中国地理上南北分界线的淮河不期而然间也在了南北对抗的一个分界线。

北方游牧民族每每趁中原政权的衰弱，凭借军事上的优势，透入中原，探制北方地区；而南方汉人政权在失去对北方的控制之后，多能凭借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整合南主社会，发挥南方汉人社会的特长，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从而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秦汉时期，虽间有短暂的动荡，但统一的大局却基本上维护了三、四百年。这三、四百年间也积累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终于导致了汉未政治秩序的崩溃。汉未政治秩序的崩溃最显著的后果即为统一的中央帝国的瓦解。先是天下三分，中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又因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而演成南北对峙之局，并持续了近三百年。北宋以后，随着女真和蒙古的先后南下，金、元与南宋之间再度形成南北对峙之局。

南北对峙之际，双方的角逐本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展开，若单考察在中原这片地域内的争夺，则不能不先考察这片地域的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随着双方力量的强弱变化，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有所摆动。在淮河以南，西部有大别山、桐柏山屏护长江上游，东部江淮之间，水道纵横，屏护长江下游；在黄河以北，西部是太行山环绕着的山西高原，东部是河北平原。

在漫长的南北对峙史上，南北交兵自然是很频繁的。我们可选取几场典型的战例来分析。

在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对峙中，以刘宋与北魏的对峙最为典型。这期间，南方实力臻于鼎盛，所据地理态势亦较好，而北魏也在这期间统一了北方，国力空前强盛。刘宋的建立者刘裕在晋末举行了成功的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到他建宋时，虽关中已失，但河南、山东仍为南主所有。刘裕刚死，北魏趁丧南侵，夺占河南。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垢，便有收复河南之志，在他有生之年，举行过几次北伐。刘宋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两度大举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并迅速攻占沿黄河一线的重镇，然后沿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战领河南后还设立了河南四镇：洛阳、虎牢、滑台、 ；但是等到秋高马肥的时节，北魏铁骑南下，沿河的防御便很快崩溃，所以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这时，值得分析的是刘义隆北伐目标的选择问题。

刘义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复河南，但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军攻占河南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且黄河虽险，却并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坚合，可以无船而渡。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元嘉七年时，北魏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山西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南面中原。所以每次宋军来攻，北魏都是先收兵暂避，待秋高马肥，北魏铁骑能发挥优势的时候，再大举反攻，轻松收复恃者乃在北魏对中原所拥有的地理形势上的优势。刘裕北伐后秦时，崔浩便对北魏明元帝说过，就算刘裕上岸北侵，我军退守代北，谅刘裕不能起东南之兵与我远争河北。北魏伐柔然，群臣们又顾虑刘宋，崔浩又断言：“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魏收》崔浩传）所以刘义隆北伐，只图河南，实非长远之计。倒是刘宋青州剌史刘兴祖上表所言进兵之策比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刘义隆欲趁北魏太琥帝拓跋焘之死再谋北伐，刘兴祖上表言：“河南诅饥，野无所掠，脱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众，转输方劳：应机乘势，事存急速。今伪帅始死，兼逼暑时，国内猜扰，不暇远赴。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志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今居庸庆），因事指挥，随宜加援，畏威掀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资治通鉴》郑一百二十六・宋纪八）刘兴祖所言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则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这的确是北魏之为担忧的一种前景。元嘉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崔浩曾对太武帝分析说：“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县），西道冲邺（今河北临漳附近），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徐行；今则不然，（宋军）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魏书》崔浩传）在崔浩看来，宋军右在抵达黄河之后，进攻河北，北魏形势就很危险，太武帝须亲自率军抗击，刻不容缓。由此呆见刘兴祖所言进兵之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这次北伐又告失败。

刘宋的两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击，万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后，大举南进，南抵长江北岸，那年十二月，魏主亲至建康对面的瓜步山上，鼙鼓之声震动江南。刘宋北伐溃军，退过寿阳、彭城、盱眙等重镇；江南之军，沿江戍守，江南全面戒严；江淮之间；坚壁清野，甚至不惜在水井、草料上投毒。魏军也曾强攻彭城、盱眙等重镇，但都未能破城，只得于新的一年雨季到来之前引兵北还。

北魏在孝文帝时迁都洛阳。此前，北魏已夺占南朝淮北之地，现在洛阳既为北方之都，与南主江淮一带更加逼近，孝文帝为求新都的安全，遂于迁都之后一再统兵南方汉方和淮河上游地区。当他取得了南阳，统兵来争襄阳时，却遭到了南方最激烈的抵抗和反击，因为这已角及到了南方在襄汉上游的整个防御体系。双方几度用兵，在南阳与襄阳之间形成胶着之势。南齐时期，双方在南阳、义阳、寿阳、钟离一带展开过激烈的争战。

“河朔之变”凶，北方出现动荡，北魏宗室幸存者大批南逃，南朝梁武帝萧衍欲以魏图魏，于梁武帝大通元年（529年）派将军陈庆之率兵拥北魏北海王元颢北上。陈庆之率军连克荥城（今商丘东）、梁国（商丘）。大梁（开封）、荥阳、虎牢，遂入洛阳。魏主元子攸北逃，元颢在洛阳登位。时北魏主政者为尔朱荣，尔朱荣坐镇晋阳，遥制洛阳朝廷。尔朱荣闻洛阳有变，当即火速南下，边行边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结，然后拥魏主进兵洛阳。陈庆之扼守河阳河桥，以拒尔朱荥之军。尔朱荣缚材为筏，渡过了黄河。元颢及陈庆之军溃败，元颢被杀，陈庆之逃回南朝。魏主重回洛阳。陈庆之入洛之战为主宋以后南方对北方较深入的一次用兵，与刘宋时期的北伐一样，其进兵也速，其溃败也速。

十二世纪起，北方少数民族双陆续南下，入据中原，女真和蒙古先后与南宋对峙。女真起自辽东，建立金， ，灭辽而入据河北，又灭北宋进临河南。金以一游牧民旄凭借武力消灭辽、宋两个大同，统治区域迅速扩大，它需要时间来消化它征服的成果，也需要时间来适应中原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适应中原地区的 气候和地理环境，所以金在中原地区先后立张邦昌和刘豫两个傀儡政权作为为它控制中原的过渡阶段。金兵铁骑则根据形势变化，不时南侵，寻歼南宋军主力及宋室群臣。

南宋重建之初，对于国防的重建即有“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张浚经略关陕）之类的议论。南宋与金对抗，主要恃川陕、荆襄。江淮三大战区相到策应，自荆襄北出中原，可以在东、西两大战区之间呼应，自荆襄北出中原，可以在东、西两大战区之间呼应，尤其是可以趋江淮战区这北，威胁金兵后路。宋金对峙时期，岳飞、吴拱都曾自荆襄北出，进攻河南，威胁金兵后路。

岳飞于宋绍兴四年（1134年）击败叛将李成，收复襄阳；又乘胜北进，从伪齐手中收复邓州、唐州及信阳军。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自襄阳大举北进，相继收复颖昌（今河南许昌），淮宁（今河南淮阳）、郑州，又配合敌后抗金的李兴收复洛阳等地。七月，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元帅宗弼之军，又在颖昌大破金兵的反扑，乘胜进至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与金军对垒，准备渡河收复失地；由于岳飞的胜利进军，河东、河北人民纷纷响应，袭击金军，断其归路。金人大恐，准备退回北方。就在这时，秦桧与襟高宗谋弃淮河以北之地与金人求和，急诏岳飞班师，岳飞被迫退兵，所复诸州再次丧失。宋高宗杀岳飞，自毁长城，也毁掉了岳飞北伐的成就，南宋以屈辰的代价换得了暂时的和平，这就是“绍兴和议”。

金完颜亮败盟南侵之时，南宋又以吴拱自荆襄向河南发起反攻，威胁金东路的后路，以牵制金江淮方向的进攻。宋金又以达成“隆兴和议”而停战，是后双方未再发生大的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