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是哪些人？

　　一、“扬州八怪”有哪些名家？

　　“扬州八怪”究竟指哪些画家，说法不尽一致。有人说是八个，有人说不止八个；有人说这八个，有人说另外八个。据各种著述记载，计有十五人之多。因李玉芬《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是记载“八怪”较早而又最全的，所以一般人还是以清末李玉芬所提出的八人为准。即：汪士慎、郑燮、高翔、金农、李鳝、黄慎、李方膺、罗聘。至于有人提到的其它画家，如华岩、闵贞、高凤翰、李勉、陈撰、边寿民、杨法等，因画风接近，也可并入。因“八”字可看作形容词，也可看做约数。

　　“扬州八怪”知识广博，长于诗文。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画工的行列。他们的学识、经历、艺术修养、深厚功力和立意创新的艺术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文人画自唐宋兴盛起来，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留下大量的作品，这是中国绘画的骄傲。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画派，各具特色，争雄于画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四王”为首的虞山、娄东画派，而在扬州，则形成了以金农、郑燮为首的“扬州八怪”画风。这些画家都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绘画传统，但他们对于继承传统和创作方法有着不同的见解。虞山、娄东等画派，讲求临摹学习古人，以遵守古法为原则，以力振古法为己任，并以“正宗”自命。他们的创作方法，如“正宗”画家王珲所说，作画要“以元人笔直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他们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作品多为仿古代名家之作( 当然在仿古中也有创造)，形成一种僵化的局面，束缚了画家的手脚。“扬州八怪”诸家也尊重传统，但他们与“正宗”不同。他们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等人的创作方法，“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不死守临摹古法。如郑板桥推崇石涛，他向石涛学习，也“撇一半，学一半，未尝全学”。

　　石涛对“扬州八怪”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提出“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要求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他认为“古人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们常常把自己少见的东西，视为怪异，因而对“八怪”那种抒发自己心灵、纵横驰骋的作品，感到新奇，称之为怪。也有一些习惯于传统的画家，认为“八怪”的画超出了法度，就对八怪加以贬抑，说他们是偏师，属于旁门左道，说他们“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于百里”。赞赏者则夸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影响和哺孕了后来像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大师。

　　二、“扬州八怪”怪在哪里？

　　“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说法也不一。有人认为他们为人怪，从实际看，并不如此。八怪本身，经历坎坷，他们有着不平之气，有无限激愤，对贫民阶层深表同情。他们凭着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对丑恶的事物和人，加以抨击，或著于诗文，或表诸书画。这类事在中国历史上虽不少见，但也不是多见，人们以“怪”来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们的日常行为，都没有超出当时礼教的范围，并没有晋代文人那样放纵--装痴作怪、哭笑无常。他们和官员名士交流，参加诗文酒会，表现都是一些正常人的人。所以，从他们生活行为中来认定他们的“怪”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只有到他们的作品中，来加以研究。

　　“八怪”不愿走别人已开创的道路，而是要另辟蹊径。他们要创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自立门户，就是要不同于古人，不追随时俗，风格独创。他们的作品有违人们欣赏习惯，人们觉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正如郑燮自己所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笑我板桥怪。”当时人们对他们褒贬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偏离了“正宗”，这就说明了它所以被称之为“怪”的主要原由。扬州八怪画家突破了“正宗”的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自己创造与发挥，穷其一生，为创造新的画风而努力。

　　一、“扬州八怪”有哪些人？

　　“扬州八怪”究竟指哪些画家，说法不尽一致。有人说是八个，有人说不止八个；有人说这八个，有人说另外八个。据各种著述记载，计有十五人之多。因李玉芬《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是记载“八怪”较早而又最全的，所以一般人还是以清末李玉芬所提出的八人为准。即：汪士慎、郑燮、高翔、金农、李鳝、黄慎、李方膺、罗聘。至于有人提到的其它画家，如华岩、闵贞、高凤翰、李勉、陈撰、边寿民、杨法等，因画风接近，也可并入。因“八”字可看作形容词，也可看做约数。

　　“扬州八怪”知识广博，长于诗文。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画工的行列。他们的学识、经历、艺术修养、深厚功力和立意创新的艺术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文人画自唐宋兴盛起来，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留下大量的作品，这是中国绘画的骄傲。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画派，各具特色，争雄于画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四王”为首的虞山、娄东画派，而在扬州，则形成了以金农、郑燮为首的“扬州八怪”画风。这些画家都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绘画传统，但他们对于继承传统和创作方法有着不同的见解。虞山、娄东等画派，讲求临摹学习古人，以遵守古法为原则，以力振古法为己任，并以“正宗”自命。他们的创作方法，如“正宗”画家王珲所说，作画要“以元人笔直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他们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作品多为仿古代名家之作( 当然在仿古中也有创造)，形成一种僵化的局面，束缚了画家的手脚。“扬州八怪”诸家也尊重传统，但他们与“正宗”不同。他们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等人的创作方法，“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不死守临摹古法。如郑板桥推崇石涛，他向石涛学习，也“撇一半，学一半，未尝全学”。

　　石涛对“扬州八怪”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提出“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要求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他认为“古人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们常常把自己少见的东西，视为怪异，因而对“八怪”那种抒发自己心灵、纵横驰骋的作品，感到新奇，称之为怪。也有一些习惯于传统的画家，认为“八怪”的画超出了法度，就对八怪加以贬抑，说他们是偏师，属于旁门左道，说他们“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于百里”。赞赏者则夸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影响和哺孕了后来像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大师。

　　二、“扬州八怪”怪在哪里？
　　“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说法也不一。有人认为他们为人怪，从实际看，并不如此。八怪本身，经历坎坷，他们有着不平之气，有无限激愤，对贫民阶层深表同情。他们凭着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对丑恶的事物和人，加以抨击，或著于诗文，或表诸书画。这类事在中国历史上虽不少见，但也不是多见，人们以“怪”来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们的日常行为，都没有超出当时礼教的范围，并没有晋代文人那样放纵--装痴作怪、哭笑无常。他们和官员名士交流，参加诗文酒会，表现都是一些正常人的人。所以，从他们生活行为中来认定他们的“怪”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只有到他们的作品中，来加以研究。

　　“八怪”不愿走别人已开创的道路，而是要另辟蹊径。他们要创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自立门户，就是要不同于古人，不追随时俗，风格独创。他们的作品有违人们欣赏习惯，人们觉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正如郑燮自己所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笑我板桥怪。”当时人们对他们褒贬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偏离了“正宗”，这就说明了它所以被称之为“怪”的主要原由。扬州八怪画家突破了“正宗”的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自己创造与发挥，穷其一生，为创造新的画风而努力。

扬州八怪 包括:郑燮、罗聘、黄慎、李方膺、高翔、金农、李鱓、汪士慎八位画家。从康熙末年崛起，到嘉庆四年“八怪”中最年轻的画家罗聘去世，前后近百年。他们绘画作品为数之多，流传之广，无可计量。仅据今人所编《扬州八怪现存画目》记载，为国内外200多个博物馆、美术馆及研究单位收藏的就有8000余幅。他们作为中国画史上的杰出群体已经闻名于世界。

扬州八怪 生前即声名远播。李鱓、李方膺、高凤翰、李勉，先后分别为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召见，或试画，或授职。乾隆八年，弘历见到郑燮所作《樱笋图》，即钤了“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玺。乾隆十三年，弘历东巡时，封郑燮为“书画史”。罗聘尝三游都下，“一时王公卿尹，西园下士，东阁延宾，王符在门，倒屣恐晚；孟公惊座，觌面可知。”

扬州八怪 大胆创新之风，不断为后世画家所传承。近现代名画家如王小梅、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任伯年、任渭长、王梦白、王雪涛、唐云、王一亭、陈师曾、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潘天寿等，都各自在某些方面受“扬州八怪”的作品影响而自立门户。他们中多数人对“扬州八怪”的作品作了高度评价。徐悲鸿曾在郑燮的一幅《兰竹》画上题云：“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仁悲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

汪士慎（1686-1759）。字近人，号巢林，别号溪东外史、左盲生、天都寄客、晚春老人等。安徽歙县人，一生布衣，居扬州。工花卉，尤擅画梅。《画梅题记》：汪士慎画梅善用繁枝、落笔端重、不矜奇巧。能以瘦硬笔调绘出梅的秀雅之态，五十四岁左目失明，仍能画梅，刻印曰“左盲生”“尚留一目着梅花”。后双目失明，穷困潦倒，但仍能挥写狂草大字。署“心观”所谓“盲于目，不盲于心”善诗，著有《巢林诗集》。　　
李鱓，又作觯（1686-1762）字宗扬，号复堂、懊道人，江苏兴化人。康熙五十年（1711）中举，乾隆三年（1738）任山东滕县知县。在“两革科名一贬官”之后，回到扬州以卖画为生，与郑燮关系最为密切。李鱓早年曾从同乡魏凌苍学画山水，继承黄公望一路。其后，又成为指画大师高其佩的弟子，进而学尚写意，并参以书法用笔，落笔劲健而有气势，特别长用水，形成自己任意挥洒“水墨融成奇趣”的独特风格。他工诗、善书。诗多题在画上，善于长文题跋，字迹参差错落，使画面十分丰富。其作品对晚清花鸟画有较大的影响。　　
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先生、嵇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别号金吉金、苏伐罗吉苏伐罗、心出家盒粥饭僧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久居扬州。善画竹、梅、鞍马、佛像、人物、山水，尤精墨梅，他从汉代画像石刻中吸取营养、因此作品富有金石气，风格古雅朴拙。也擅长书法、刻印。所写隶书古朴，楷书自创一格，号称“漆书”，即作扁笔书体兼有隶楷体势。篆刻得秦汉法。存世作品有《双色梅花园》、《玉壶春色图》和《仿王冕梅花图》等。　　
黄慎(1687-大约1768)，字恭懋、恭寿、菊庄，号瘿瓢子，福建三明宁化人，为扬州八怪之一。他善画人物，用狂草笔法入画，自成一路。所写人物，多取历史神话故事、佛像及文人士大夫为题材，也画乞丐、纤夫、渔民等。衣纹线条，变化多端，只了了数笔，就形神兼备。　　
高翔（1688-1753）字夙岗，号西唐、樨堂、屏堂。江苏甘泉（今扬州）人。生前与石涛友善，为忘年交。他工书法，精篆刻，擅山水，尤工画梅，与金农、汪士慎、罗聘并称“画梅圣手”。他画梅喜“画疏枝，半开軃朵，用玉楼人口脂，抹一点红”，笔意疏秀，墨法苍润，别具风韵。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作官前后，均居扬州，以书画营生。擅画兰、竹、石、松、菊等。尤善兰竹，以草书的笔意入画，所绘兰竹多而不乱，少而不疏、笔力劲峭、体貌疏朗。工书画，用汉八分杂入楷行草，自创“六分半书”。善于画之关钮透入于书，又以书之关钮透入于画，取得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李方膺（1695-1755）字晴江、小字龙角，号虬仲、秋池、衣白山人、抑园、借园主人等，江苏南通人。历任山东东安、潜山、合肥县令，宦海几度浮沉。去官后寓居南京借园，往来扬州卖画。善画松竹兰菊梅杂花及虫鱼，也画人物、山水，尤精画梅，用笔迅疾狂放，墨色点染传神，有粗头乱服之趣。他画梅常喜欢瘦干一枝、梅花数朵，而春意融融，溢于纸上，不显荒落。著名的题画梅诗有“不逢摧折不离奇”之句，无不表现其梅的品格。工书、能诗，诗多见于画上。　　
罗聘（1733-1799）字遁夫、号两峰、花之寿僧，祖籍安徽歙县，居扬州。是金农入室弟子。好游历、到过越、楚、齐、燕、赵等地。工人物、佛像、山水、花果、梅竹，笔调奇特，自创风格，尤以画鬼著名。兼能诗，有《香叶草堂集》，妻、儿皆善画梅，人称“罗家梅派”。　　

包括:郑燮、罗聘、黄慎、李方膺、高翔、金农、李鱓、汪士慎等人，不是实指的哪几个人，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