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资治通鉴》 能学到什么？

能学到权术与阴谋，学到为官从政之道，简单的说，你从中可以知道生存的智慧。

资治通鉴是以记述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兴衰成败、安危治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

智商有多高便能学多高。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名臣司马光奉旨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一直以来，为历代统治者所看重，并且学习借鉴，从中获取正反两方面的统治经验和领导艺术。
中国是个非常注重历史同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的国家。正是这一传统确保了中国文化脉络在不断的王朝颠覆和兴替中不致中断，反而得以不断延伸和发展，并通过一次次内外经验的融入与整合，使得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和庞杂。
历代统治者虽然寄希望于通过 借鉴历史，少犯错误，走一条长治久安之路，但是正如我们所知，很多事情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或者“知易行难”，最终“事与愿违”。毕竟，好的经验不能照搬实施于现实，即使相同的事情由于环境、人物以及形势的不同，实行起来也可能差异很大，结果难以预料。也就是说，历史的经验固然弥足珍贵，但是能根据现实情况的不同灵活地加以发挥才更为关键。
司马光因编纂《资治通鉴》为后人所推崇，将他和司马迁并列称为“前后两司马”。大家知道，司马光所处的宋神宗时代正值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一个理想化的改革家，他的政治主张是企图以激进式改革来促使国家迅速走上富强之路。虽然王安石有十分崇高的人格魅力、坚定的魄力和“道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大勇气，并且位高权重，深受当时的皇帝信任，但是他的激进式改革既触犯了当时官僚利益阶层的利益，计划中的改革蓝图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又因为各种原因并未达到实际的效果，最终导致改革的彻底失败。可见政治的好坏并不能以个人的道德价值观为衡量标准，只能以实际的结果来判断。所以，王安石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和想干大事的好官员，但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改革家。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王安石有很多政治上的反对者，司马光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之一也是借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告诉当时的皇帝，积弊甚深的社会，如果要采用激进式的社会变革往往容易使社会矛盾激化，从而造成社会激荡，社会改革触及方方面面，往往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形势，只有对社会各阶层具有深刻的了解和洞察力，以及以极大的细致和耐力，采取抽丝剥茧之方式，才能逐步引导改革使趋于稳定的方向。这也算是司马光的一种巧妙的“书谏”吧。同时，司马光也通过《资治通鉴》委婉地告诫统治者，统治固然需要“法、势、术”三者并行，但是“术”也就是权术谋略却是一柄十分危险的双刃剑，用之善则善，用之恶则恶，而好的统治则必须沿循一定的治理之道，以诚信治国教化育民，才是正途。所以如果我们把读《资治通鉴》作为学习权术谋略的教科书，就违反司马光老先生的本义了。
近年来，国内有关教人各种谋略的书籍层出不穷、汗牛充栋，给我们造成一种强烈的错觉，即当今时代竞争激烈，人与人之间非谋略无以自保和战胜他人。一个社会充满着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社会弊病。所谓从一个社会的趣味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倾向。台湾作家柏杨先生曾著《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书中论及中国人喜内斗，“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我们想，如果一个社会中到处充满谋略，人与人的交往中充满谋略，那么这个社会是多么的悲哀。清初学者陆陇其曾对《战国策》一书有个评语，也很适合那些教人各种谋略的书籍，就是“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这种教人谋略和机变的行为实在不如教人诚实处世的好。所以老子早就提出“灭民智”的思想，他并非是反对民众有智慧，而是反对民众之间使用谋略。因为老子自己的“智”就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如果他反对开启民智，那么他实际上就否定了自己。再看老子提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以及“大智若愚”等思想，真正的智慧是不轻易显露智慧的人，长于使用谋略往往并不一定就给自己带来长久的利益，甚至一个崇尚智谋并津津乐道的民族怎么能让人相信你是诚实的，可以信赖的呢？所以，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谋略作为一种手段，它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利己、利人还是双赢；是有利于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会造成事情的恶化；是通过谋略获得了利益还是获得了人心。譬如，我们把智慧用于那些进一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科学发明方面，用于改善自然和人居环境方面等等，这才是智慧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