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的侵略、剥夺所造成的巨大危难,迫使清王朝启动宪政改革与洋务运动,并推动了戊戌政变、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历史进程;然后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所造成的深重劫难,激发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全民抗战,推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运动,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后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迫害了数百万知识精英,饿死上千万善良百姓、直到“十年浩劫”使亿万人陷于苦难深渊,终于促成包括执政党自身在内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大觉悟,从而带来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转变,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与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再后来则是当国家即将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之时,顽固反对政治民主化的保守势力在特别惧怕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怂恿下,对“反专制、反腐败”群众运动进行的残暴血腥镇压。它造就了一次思想上、政治上的八级大地震,其结果是:既深刻地暴露出执政党在执政理念、路线、政策各方面的谬误、缺失与沉疴;又极大地激发了国民对争取人权、人道、民主、自由的觉醒!也正是这次政治大地震强化了执政党自身的危机意识,促进执政党内部多方面转变。新的中央推出“以民为本”、“科学发展”等全新的执政理念及相应的政策措施,从而既缓解了国民与政权之间的矛盾,又增进了广大群众的公民意识。那次强烈的“政治地震灾害”为推动中国这艘巨轮越过激流险滩驶向民主宪政的彼岸疏通了航道。
多难更易于亡国,哪里会兴邦?
如果邦因难而兴,那么这些“难”只不过是一般意义的小病小痛罢了。
举近代史为例就要看以什么时间点为终线了。以当下为例,当然会自信满满;可是要以此前为限,情况就正好相反了。满清多灾多难,都是大灾大难,并未因此复兴,倒是在内忧外患中迅速沦亡。
像地震洪水这样的灾害直接的侵害对象是百姓,为此受苦的也是百姓。统治者为安抚民心而道出的同情之语并不能代替已经无可挽回的伤害。如果当局确实能够亡羊补牢,切实兑现灾后重建和优抚政策,那么这四字当中蕴含的同情心才是可贵的,否则就只是欺人之谈缓兵之计。
多难兴邦是从精神上对人民的一种激励,适小不宜大。如地震海啸之类的灾难无可避免,我们只能从自身方面提高科学技术来预防,从侧面来看确实是兴邦,可一旦事大起来就例如清末时期,反而打压了士气。一般来说此对策只对心理承受能力较好的人有效。
1840鸦片战争开始后,先进的生产力缓慢进入中国,十九世纪后期,民族工业开始出现并发展,列强的侵略致使人民奋起反抗,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起革命组织,摸索道路,五四运动后,无产阶级开始成为主导力量。
南京大屠杀,七七卢沟桥事变等等事件后中国菜全面反抗
并不是多难兴邦,而是灾难逼迫人们团结和反抗,在斗争中进步
多难兴邦只是统治者对自己政策失误的掩盖。